2011年8月2日，关押上访者的黑监狱食堂，到处是发霉的馒头和不合格的食品。
不断有“黑监狱”和截访非法拘禁案爆出，北京市执法机关面临巨大压力。
记者获悉，因为涉及到北京市与其他省份的协调等种种困难，北京“黑监狱”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2012年夏季，中央政法委的相关负责人就曾到北京市相关区县开展专题调研，研究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
而据北京媒体报道，在2011年12月起到2012年5月间，北京市公安局曾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清理整顿打击规范保安服务市场专项行动，“黑保安”等六类非法保安组织是整顿的重点，行动要求正规保安公司须实现“零截访”，如果出现截访事件，不但要处理保安个人，还将对保安公司进行处罚。
但是，若上访－截访的循环不能从根本上打破，“黑监狱”将难以绝迹。
“外地在京截访人员首次被判刑”的消息，激起舆论一片兴奋，但当天即被“辟谣”。
但不为人们所知的是，前述消息还有一重“不实”：这并非北京“首例”外地截访人员非法拘禁案。
早在2012年6月，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即判决了一起参与截访的“黑监狱”经营者团伙，涉案的9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在北京市另一个“黑监狱”高发区域大兴区，自2010年至今，大兴区检察院至少办理了六起因非法限制上访人员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涉及犯罪嫌疑人至少13人。
这些案例秘而不宣，显示了官方的纠结。自从2010年保安公司“安元鼎”私设黑监狱从事截访被曝光以来，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对一些非法截访事件采取了打击措施，办理了一批非法拘禁案，但涉案者也仅止于“黑监狱”经营者和“黑保安”，隐匿于幕后的官员――各地的维稳截访人员，包括驻京机构工作人员，均未有被追究责任。
现状
找不到判决书的“黑监狱”案
2012年10月间，闵小玲再次赴京。她这次不是来上访，而是找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索要判决书。
早在之前的6月，昌平区法院即对高团结、陈昆等人非法经营、非法拘禁一案做出判决，9名被告人获刑。但闵小玲等受害人却一直得不到判决书，她们试图启动民事索赔程序也遇到障碍。
闵小玲是湖北武汉市江夏区一名中学音乐教师，因家里遭遇“非法强拆”而走上信访路。2011年7月10日，闵小玲到国家信访局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送材料时，当地驻京办人员以“非正常上访”为由将她接出，再交给几个陌生人押到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处“黑监狱”。
“我先被关押在一个房间内，好几个人强行搜身、翻包，我的身份证等随身物品也被扣押。每天一顿饭一个小馒头，一杯水。”闵小玲回忆说。
来自江苏的周文香等人比闵小玲更早被关押至此，她在被搜身、翻包后进行交涉时，还遭到“黑监狱”看守的殴打。
2011 年7月9日，周文香被一辆山东牌照面包车送回江苏。12日，周文香重回北京，和其丈夫颜炳忠等人一起向昌平区北七家派出所报警。警方捣毁了这处“黑监狱”，营救出闵小玲等人在内的10多位上访者。这是近年来继“安元鼎”后曝光的另一处较大规模的北京“黑监狱”案件。
记者获悉，闵小玲、周文香等人被关押的“黑监狱”，经昌平区检察院查明，系犯罪嫌疑人陈昆、高团结等人开设，时间跨度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非法关押的来京信访人员来自江苏、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份。
据高团结供述，他在国家信访局当过保安，认识全国各省驻京信访工作人员，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找一家保安公司，将滞留在京的上访人员临时看管，按人头收费。 2010年11月，高团结、陈昆在昌平区北七家镇租下一个大院，高团结负责联系各地驻京信访机构，陈昆负责找人看管上访人员，开始了开办“黑监狱”参与截访的生意。
闵小玲等人说，这家“黑监狱”关押人员最多时约70多人，最年长的有80多岁，最小的有吃奶的幼儿。
昌平区检方查明的数字更令人震惊：2010年11月至2011年7月间，高团结通过联系各省份驻京信访机构，先后在位于丰台区的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等地接走来京上访人员近1000人次，交给陈昆等人非法关押。检方查证，各省市驻京信访机构按每人每天200至300元支付费用，其中100元作为回扣返还给驻京信访机构工作人员，剩下的作为看守人员工资、上访人员费用，利润由高团结、陈昆二人分成。
周文香向记者称，她被押回江苏后，曾目睹地方信访官员与“黑监狱”押送者“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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