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曾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而受到关注。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关口。今年初推出《敬畏民意》一书,就如何创建和谐社会提出“善治”概念
应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民主法治建设
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
必须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
只有在不同声音交锋中才能逐渐形成共识
要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使社会共识最大化
极端情绪是社会共识的天敌,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容易产生和发展
改革、发展、稳定,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共识
本报评论部:我们时代最需要凝聚什么样的共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自己的优先排列顺序。作为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治理的政治学者,您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俞可平:我们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共识,这个问题非常好,很重要,值得大家思考、交流。
我认为,首先是改革共识。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克服这些挑战,任何否定改革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还需认识到,改革需要向纵深推进,更加重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重视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本报评论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把公平公正和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今后五年的一个重点。
俞可平:我对此也很高兴。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效遏制腐败特权,更好实现公平正义,使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之路。
第二个共识,是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式资本主义。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当然,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并未定型,还有许多挑战,强调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并不是忽视人类文明的共性。必须将中华文明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华文明进入人类文明的主流。
第三个共识,关于社会稳定。对处于社会巨大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稳定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稳定观,改革传统的维稳模式,努力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转为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从长远的根本利益来看,推进民主法治,扩大参与权利,既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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