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不允许罗瑞卿做手术:失败了就搞不出材料(图)

　　核心提示：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都已同意为罗瑞卿做手术，但后来叶群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101(林彪)不同意，他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

(罗瑞卿夫妇与福建省委汤井巷招待所服务人员合影，)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罗箭，原题：《罗瑞卿在福州汤井巷的岁月》

　　今年2月，我夫人左手粉碎性骨折，在北京治疗60天后，伤处仍不愈合，手腕部功能严重障碍，生活不能自理。这时，张爱萍叔叔(1955年上将，上世纪80年代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为国防科技发展和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长子张翔带着儿子在福州。其子右下肢跟腱断裂，到福州接受林氏正骨传人林如阔老大夫的次子林幼阔(以下称“小林”)的治疗。张翔几次催我找小林大夫治疗。故此，我们又来到了福州。

　　历史又来了一个轮回。1974年10月，我父亲罗瑞卿到福州请老中医林如阔治疗腿疾，就是在张爱萍叔叔极力推荐、一再鼓励之下，亲自给邓小平、叶剑英写信，获批到福州。身为罗家长子、36岁的我和家人陪伴已68岁的父亲，住在汤井巷一号，与林如阔老大夫和他的儿子大林、小林每日相伴。现如今，又是在张翔的一再推荐下，已届74岁的我又来到有福之州。父亲和林如阔老大夫都已作古，换由60岁的小林大夫给我夫人医手。重逢已是容颜老。当年尚未成家、瘦骨嶙峋的小林，现在仍旧嶙峋骨瘦，不同的只是有了美丽、温文尔雅的夫人和女儿，坚实的大手比38年前更加有力。

　　1.父亲罗瑞卿在“文革”中的非人遭遇

　　“文革”中，我父亲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先是双脚跟骨受伤，经治疗，右脚痊愈，左脚伤口久不封口，转到军队医院又做了跟骨部分切除。术后伤口再次破溃，依旧不封口。为逼父亲交代问题，专案组提出“医疗为政治服务”，以折磨他的肉体，逼其就范。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伤腿病足可以不管，手术可以推迟，甚至不做，审问中还惨无人道地强扭他的伤腿。1967年邱会作以总后党委名义报告，“强烈要求在总后组织一次斗争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大会”。6月8日，邱会作亲笔报告要求，大会在13至15日举行。为了开这个批斗会，他指示给罗瑞卿提前拆线，拆线时伤口看上去已经封口，但第二天又裂开了，跟骨已去，伤口依旧，并发展成慢性骨髓炎。父亲在住院期间，曾前后31次被拉出去大会批斗。

　　9月天气仍然很热，医院里蚊子奇多，但不让父亲挂蚊帐，几天睡不了觉，患了重感冒无人照料，夜间起来重重地摔了一跤。第二天医生检查说没伤着骨头，只给热敷。几天热敷无效，让父亲自费买四环素止痛，疼痛不止时只能大把吃四环素。医院不给治疗却同意他出院。在北京卫戍区监护地，父亲只能让看守帮助买热水袋天天热敷，把皮肤都烫黑了，也无济于事。最后父亲痛得实在不能忍受，在他的反复要求下，专案组勉强同意在监护地旁的一家小医院拍了X光片，这才确定是股骨颈骨折。

　　11月，专案组不得不同意父亲再次住进医院，检查时两位医生发生争执，一位认为上次检查马虎了，是误诊。当时对这样的大“黑帮分子”误诊也无人过问。治疗期间批斗仍不止，为了审讯或批斗更是随意停止治疗。由于政治迫害的故意拖延，父亲的左腿从此失去支撑，导致肌肉萎缩，因久不能动，更引起右腿(即好腿)也肌肉萎缩。

　　1968年6月，父亲再次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医治伤腿，如仍不好，便截肢。7月经毛主席批准，父亲第三次住进医院，医院拿出治疗方案，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都已同意为罗瑞卿做手术，但后来叶群打电话说，罗瑞卿动手术，101(林彪)不同意，他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经林彪一伙的授意，专案组8月7日又写报告推迟手术。

　　由于林彪、邱会作的直接干预，医院始终未认真治疗，致使他股骨颈陈旧性坏死，左腿无支撑能力，使用双拐时只能全身趴在拐上，艰难挪步。

　　2.张爱萍叔叔让父亲去汤井巷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一伙倒台，政治环境稍稍宽松。1973年11月20日，毛主席批示解除对父亲的监护，他终于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当时匆忙让全家住进宣武区白广路总参第三招待所。许多陆续被“解放”的老干部，最初没有房子就住在这里。同院住的张爱萍叔叔来看父亲，说福州有一位世代骨伤科中医林如阔，医术精湛，是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石一辰推荐的。1972年张叔叔在“文革”监禁中左腿股骨颈粉碎性骨折，被西医确诊为严重残疾，终身离不开双拐。而经过林如阔120天的治疗已扔掉拐杖，可以自由行动。数年后，不论我国西医骨科著名专家还是外国专家，对照治疗前后的X光片，都感到是个奇迹，说“完全不可思议”。张叔叔给父亲表演爬楼梯，一路小跑上上下下。父亲当下给邓小平、叶剑英报告，要求到福州请林如阔大夫治腿。

　　1974年10月，北京已是深秋，而福州仍郁郁葱葱，满目青翠。榕城汤井巷不但环境优美，服务人员对我们十分友好，与在北京9年的环境完全是两个世界。当时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政委李志民、省委书记廖志高等，常来看望。老战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不但回忆雪山草地、抗日烽火、驰骋华北，还指点时局，抨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们到了汤井巷，暂时摆脱了沉重的政治压力。廖志高叔叔、郑瑛阿姨常常带着儿孙来聊天，看着第三代嬉笑打闹，父亲多年不见的笑容又回来了。我们有了回到家的感觉。父亲对我说：福州之行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和李志民叔叔说清了一段历史公案，放下了一个大大的包袱。1935年9月，中央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时，为交流干部，调罗瑞卿和刘亚楼到三军团组成的二纵队，父亲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副司令。而三军团的袁国平到一军团改编的一纵队任保卫局长。到延安后又很快调整回来，父亲在二纵队一个月零一天。离开二纵队后，不断有人造谣说，罗瑞卿到三军团杀了人，杀了几个基层干部。虽然到延安后召开座谈会把此事澄清了，但许多老三军团的干部仍心存疑虑。李志民叔叔是三军团的老人，在汤井巷和爸爸深入交谈几次，终于解开心中这个疙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