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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忆:大跃进后赫鲁晓夫越来越瞧不起毛泽东 |
| www.sinonet.org 2012-09-19 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本文摘自：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丁明，原题：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
编者的话：1997年10月23―25日，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了“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50名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德国、挪威等国的学者聚首北京，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中苏关系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回顾与探讨。在此期间，组织者及时抓住中苏关系亲历者与会的难得机遇，邀请他们就自己的所见所闻直抒胸臆，并现场回答了提问，会议气氛异常活跃。最新一期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1998年第二期）全文刊载了这次对话。本报特摘登其中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主持人：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来了四位先生，他们都曾经亲身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先把四位先生给大家作一个介绍。阎明复先生和李越然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曾经作为翻译，长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杰留欣先生是《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记者，后来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任职，现任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先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现任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四位先生将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一起，讨论中苏关系的若干重要问题。下面，先请他们每人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围绕几个书面问题简单地谈一谈个人的看法，然后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其它普遍关心的问题。
阎明复：我先把四个书面问题给大家念一下：
（1）何时以及什么是中苏关系当中从友好走向敌对的关键性转折点？是1956年的苏共“20大”，是1958年的“共同航队”或“炮击金门”，还是1960年的“撤退专家”？
（2）怎样看待1960―1961年的中苏关系？当时双边关系的改善是表面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为什么这种改善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恢复？
（3）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喜欢双方？在对方领导人当中，毛与赫比较喜欢什么人？
（4）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是否有真正改善的机会？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否同中国国内政治的革命化有关联？
我建议请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先来回答。
赫鲁晓夫个人的特性，把事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
杰留欣：我们在战争时期有一个口号，叫作：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现在我们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既然阎明复先生要求我这样做，我只好第一个来回答。当然，我只能谈一谈我所知道和了解的情况。
先谈一谈中苏冲突。关于冲突的开端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是从苏共“20大”开始的，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信件当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在毛泽东的另外一些谈话当中，他还谈到过，他对斯大林的不满从20年代就开始了。有一次，在和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他说要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斯大林曾经反对过中国革命。他说这本书很可怕，因此要在他死后一万年才能发表。
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双方就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以前讲过的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设备的估价问题；人民币和卢布的比值问题，等等。但这些分歧在当时都得到了解决，因为中苏双方都为此作出了让步。
1957年，在莫斯科批判了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中国方面对此的反映并不热烈。同样，中国1956年4月和12月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在莫斯科也没有得到强烈的反响，尽管莫斯科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并出版了小册子。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问题，是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内容，但并不是主要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是愿意考虑中国同志的意见的。
我记得，1957年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时，在“苏维埃宾馆”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恩来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我当时是《真理报》记者，总编辑告诉我，可以坐在他们身边，把他们所谈的事情记录下来。今天在座的李越然先生当时也在场，给周恩来当翻译。两人先谈天气如何如何。赫鲁晓夫那天喝了很多酒，周恩来开始没有喝，后来也喝了。按照俄罗斯的习惯，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干杯，喝的够呛了。这时，他突然说道，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这话，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感觉很惊讶。我于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回到编辑部以后，党中央来了一个电话，说赫鲁晓夫今天的讲话应当立即在《真理报》上发表。我之所以谈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赫鲁晓夫当时并不希望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妨碍同中国同志的关系。我认为，苏共“20大”以后中苏关系还是好的。
如果说到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方面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再就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 的政策和反对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好的关系。但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协调，可以解决的。可是后来双方争吵起来，骂起来了，这就无法挽救了。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这些是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概情况。
赫鲁晓夫有时也会突然清醒，认为和中国人的争吵应当缓和下来。于是就下令，停止和中国人的一切争论。但是不久，我们从北京得到消息，说那里又在骂赫鲁晓夫了，管他叫“赫光头”。赫鲁晓夫听了以后认为不能忍耐下去了，争论于是重新开始。双方几乎在所有方面，在所有层次上吵起来了，争论于是重新开始。开始时，我们在写文章，起草决议草案时，上边曾经规定了一条，这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污辱中国人民，不能否定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但是在做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忘记了这一条。有一次，我碰见一个报社的总编辑，问他为什么不遵守上边的这条规定?这个总编辑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回答我说，规定是规定，但并没有给我直接的指示呀。这就象我们两个国家的许多官僚机构一样，做什么事情都容易走极端。一走极端，双方的争论就过头了。
尽管赫鲁晓夫有时也说，我们两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因素要超过把我们分裂开来的因素，但是争论的“战火”还是越烧越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个人的特性，例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办事过份的主动，过份的积极，好走极端，而这一切又都不能用理智来控制，就把事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了。
第二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这一分歧的产生是很奇怪，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开始赫鲁晓夫总想讨好毛泽东。阎明复先生曾经谈到，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特意为他安排了非常豪华的房间和床，这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讨好毛泽东的表现。但是他的讨好做得太过份了，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我们把这个称作“傻瓜的服务”。
后来，双方在讨论会见的时间安排时，毛泽东提出，会见在凌晨三、四点钟进行。赫鲁晓夫得知后又生气了，说不要再搞斯大林这一套做法了。斯大林时代就是半夜才上班的。类似这样小的摩擦说明他们在个性上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逐渐积累起来就会爆发。而一旦超过一定的界限，人们就无法相互尊重了。
在他们两人的不和当中，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要有修养的多。赫鲁晓夫是一个粗鲁的，没有太多教养的人。
主持人：很对不起，杰留欣先生，因为每个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想请其他几位先生也来谈一谈。下面，先请李越然先生谈。
毛泽东重新怀疑赫鲁晓夫是否还在搞大国沙文主义
李越然：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我看了前面念到的几个书面题目，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大的题目。在这些问题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咱们今天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给所有的人一个满意的回答，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很赞同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我认为这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见解，这段话是小平同志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讲的：我今天不是谈我们过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问题，如果谈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也不认为我们当时讲的都是对的。至于说哪些东西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了。
我只能按照这个书面题目，讲一讲我的个人感受。在座的各位学者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求同存异”吧。
我认为出这四个题目的人，他的头脑中就有一个框框，总是框在1956年的苏共“20大”；1958年的“共同舰队”；1960年“撤专家”，这些实际上都是人所尽知的事情。而中苏两党的分歧，在两党关系最好的时候，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有。毛泽东同志性格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对斯大林都敢于讲不同意见，至于对赫鲁晓夫如何，就不用我多做解释了。
1956年的苏共“20大”，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很勇敢，揭开了许多压在人们头上的盖子。所以我觉得，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批判他的错误等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赞同的。但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把斯大林骂成“希特勒”，我们则坚决不能同意。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发表的那两篇文章，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相当负责任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当时中共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在“20大”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作法，直接引发了 “波匈事件”，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大的思想混乱。
尽管如此，在1957年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这个时期，中苏两党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好的。毛泽东当时在会上的讲话是我给翻译的。我记得当时毛泽东曾经对坐在他对面的赫鲁晓夫讲过，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的好看，我们就是来扶你的。另外，毛泽东在我们党内也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多灾多难，我们应该给他以相应的支持。所以，对于外界的一些说法，例如说毛泽东不尊重赫鲁晓夫，我个人是不赞成的。
到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谈“共同舰队”问题，情况就发生变化了。问题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一次的翻译是由我和阎明复两人担任的。毛泽东的讲话归我翻译，赫鲁晓夫的讲话归阎明复翻译。
赫鲁晓夫等人从北京南苑机场下飞机后，便直接到会场，我记得是在怀仁堂开始会谈的。会谈开始，寒暄一番之后，毛泽东就问赫鲁晓夫，你说要和我搞“共同舰队”，这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于是就开始解释，他当然也有他的一套说法了。谈到一半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说了大半天，还是不切题，我问你，到底什么叫 “共同舰队”？你是不是要控制我们？你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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