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时代周报》第197期，作者：张润芝，原题：《雷颐：史料说话，思想循环》
1978年，中国刚刚恢复高考，雷颐就参加了考试，进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他一开始怀着文学创作之梦，报的是考古专业，因为可以经常走出校园，好积累社会经验搞文学创作，结果因分数不够被第二志愿历史系录取。原本心有不甘的雷颐最终真的对近代史有了兴趣。中国近代史研究因此多收获了一位学者。
80年代，各种思潮讨论不断，雷颐做的研究都和现实有关，他试图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讨论拿出来，跟现实问题相比较，找出可资参考之处。让他感叹至今的是：过去大家讨论过的议题，为什么没有完全成为历史?
1978年，大学梦
雷颐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漫长的青春岁月里，读书成了一件最奢侈的事情。但是读书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天生的爱好。举目都是革命指导、语录选读，他仍然有办法找到书读。
为了辅导人们学毛选，会有一些介绍背景知识的辅导书，雷颐就从这些边边角角的革命辅导书籍里吸收一点知识。有一本书让他印象深刻，叫《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解释》，因为自己没学过古文，他就从那里面学成语。到了“文革”中后期，官方提出要学马列著作，因为马列著作里引用的典故和中国相隔得更远，又出了一些辅导书，里面有希腊传说、但丁的《神曲》这些内容。领袖批判的内容有时候也可以读，以便理解之后更好地批判，于是雷颐有机会读列宁批判过的马赫，马克思批判过的黑格尔。此外“文革”之前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书也被雷颐找了出来：海涅、德国宗教历史、汉唐佛教思想研究。当然，还有一种能被光明正大阅读的书籍：鲁迅著作。
雷颐就这样找到书便读，不懂也拼命想弄懂，大段大段地摘抄、做笔记，在部队的时候也拿本书盖上报纸偷偷地读，像当时的很多知青一样，听说有一本好书就跑好几里地去借。他甚至连写信都受到读书的影响。读鲁迅的时候写出来的信都是半文不白的，读欧洲作品的时候写信都是长长的欧化的句子。他至今还能流畅地背诵出马克思引用《神曲》说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度传言要恢复高考。到了1977年底，终于正式下发了恢复高考的通知。雷颐赶紧从部队复员去当工人，白天做车工，晚上复习。雷颐的父亲是学建筑的，在那个年代，他认为社会科学都是虚的，真正应该学的是数理化，只有科技是有用的，于是一直劝他考个理科专业。但是因为自己平时读的都是人文书籍，雷颐早就想好了要考文科的专业：“我自己有把握，我知道考个文科肯定能考上，只是学校的好坏问题。”
因为几乎没有真正上过学，雷颐对高尔基《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书特别有感情：“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社会就是我的大学。”受到高尔基的影响，雷颐也想上大学之后做文学创作。他不想坐在教室里，想了解社会，想在外面跑，以便自己体验生活，继续文学创作。“又想在外面跑又想上大学”，雷颐选择了考古系—因为需要做大量田野调查，第二志愿填的是历史系。最终考古系的分数更高，雷颐分数不够，被第二志愿录取。史学就这样向他敞开了大门。但是雷颐一开始却对这个学科毫无兴趣：“开始我还很不甘，进大学之后老想着能不能调专业。”
李时岳高徒
“文革”让教育中断了十年，当年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到了1978年的高考，雷颐已经嗅出某些不同。当年的高考报考要分考外语和不考外语两种，雷颐一点外语不会，告诉报考人员自己不考外语。报完名之后一个工友告诉他，不考外语就不能进重点大学，考了外语就算零分也有进重点大学的资格。他晚上又跑到招考办公室改报名：“我要考外语。”
外语考试放在所有考试的最后，雷颐考完其他科目之后找到一个英语老师，让他翻译《人民日报》上面的标题—《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当时他觉得一切还是会很政治，“华主席”和“新长征”这些会出现在考试中，就反反复复地死记硬背，想着如果看见“ChairmanHua”就写“华主席”，至少证明自己不是什么都不会。结果考试里没有华主席也没有新长征，他倒是发现了一种新的形式——选择题。现在想来，1978年的高考是一场很现代的考试。
最终雷颐的英语考了14分，但是也进了重点大学吉林大学—工友的说法是个谣传，但是雷颐却真的对英语有了兴趣。从零开始，英语学得很好，还代表班级参加市里的非英语系英语比赛。学了英语，年少时在政治重压的缝隙里读过的那些外国哲学和外国文学这时起了作用，雷颐想学世界史。学世界史，难免要涉及到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而教雷颐近代史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时岳。因为李时岳讲课讲得好，雷颐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李时岳的期末考就是给一些参考书目，写一篇论文。参考书给了雷颐很多启发：“原来近代史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雷颐的期末作业是《论中国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李时岳看完之后非常赞赏，李时岳本来是要招雷颐上一届的研究生，但是他希望雷颐1982年考自己的研究生，为了他刻意推迟一年招研究生，此外还将雷颐的文章推荐发表。“对一个本科生而言，在那个年代，文章印成铅字是一个很大荣耀。”雷颐说。这个契机，最终让雷颐走上了近代史研究之路。
历史的重复
雷颐本科阶段就发表论文是个荣耀，对他自己而言则是一个启蒙的过程：“那时候我读辛亥革命历史特别震撼。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家写的东西，远远超过我那个年代的人的认识。他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契约论—概括起来就是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都有相当深入的论述，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闻所未闻。我才发现，‘启蒙’在那个年代已经做得很深入了，只是被历史的过程打断了，当时我觉得要做的就是继承过去的启蒙。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启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东西都讲过了。”
1985年，国内思想界开始有“文化热”，讨论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所有问题，大家都觉得是重新碰到的问题，但是雷颐对比近代史一看，二三十年代李大钊、胡适、梁漱溟这些人都讨论过，这更让他发现了研究近代史的价值：“他们谈得比我们这一代人还要深入，我们的学养不如他们。实际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一定意义上，思想在循环，我们以为碰到一个新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前辈30年代讨论过的。同时我也觉得历史被生生切断，让你完全不知道前面的人干过什么。”
改革开放之后现实遇到的问题，和历史之相似，让雷颐觉得：“历史和现实几乎没法分开。”而这样相似则让他开始反思：“中国社会往前发展，有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为什么那代人讨论的东西始终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如果社会不存在问题，他们过去的讨论应该是一个纯书斋的、纯历史的记录，跟现实社会应该没有关系。但是80年代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清末以来讨论过的。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有些问题还是这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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