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69年召开的“九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作者：迟泽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台湾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召开时，笔者正在广东“支左”，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大会秘书处规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员与会，省革委会领导决定笔者以秘书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由于参加活动较多，接触面广，特别是各省、各大军区参加大会的秘书中，有些还是笔者多年旧交，不免交流一些彼此关心的信息，因而，对这次大会的所见所闻，至今也难以忘怀。50年代，笔者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同那两次大会相比，再对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评价迥异的会议
参加“九大”的代表共1512人。住北京饭店的中南大组，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区和广州军区代表团组成，召集人为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
4月1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然后是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4月14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仍是毛泽东主持。先是大会发言，安排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和纪登奎等9人。各人发言前后，毛泽东不时插话或提问，会场气氛活跃。大会发言后，举手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月24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林彪主持。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后，林彪又作简短讲话，通报了国内外来信来电祝贺“九大”情况，随即宣布大会闭幕，此时是2l时37分。
毛泽东对“九大”给予很高评价，寄予很大期望，说“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希望“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然而，“九大”以后的历史发展，却大出毛泽东的预料。
迟到的会议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神秘的会议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文革”中，砸保密室、抢档案和向社会抛档案借以打击对手，是“造反派”的拿手好戏。特别是在一大批“造反派”进入共产党的各级权力机关之后，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保密观念和保密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是，这次对“九大”的保密，却出现了奇迹。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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