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作者:帅好
1959、1960、1961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页),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第55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
仁怀学者徐文仲告诉我:茅台民间有个谚语叫“端午踩曲,重阳下沙”,这个谚语,把酿酒的过程说清楚了。曲,以麦子为原料的菌母,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下沙,过去都是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以后分期提取与麦曲混匀后酿酒。故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大事记》第148页)
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149页)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