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中国大陆对外移民数量大幅增长,不少资金因此外移,且移民者中不少涉及贪污腐败,部分移民财大气粗、行为踰矩,给外界留下负面的印象。但有些报道指称极高比率的中国富豪准备或已经移民他国,其中一些甚至宣称,富豪带走的资金若无法回流中国,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溃,这些报道恐怕就过于哗众取宠了。
开发中国家通常内政不修,经济凋敝,人民的国家向心力较低,其豪富阶层往往甘为买办,热衷于在已开发国家置产,以享受较佳的生活;一般百姓若得到机会,或在发展过程中累积足额积蓄,也可能寻求移民。于是在经济高速起飞期,这些国家往往也出现对外移民高速增长的现象,“内在美”一词即被用来形容类似于大陆的裸官现象。
台湾在1980年代也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10年之间仅移民美国即达10余万人,解严之后移民增幅虽然趋缓,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移民美国人数,已达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大陆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台湾1980年代中期接近,拥有千万元人民币资产足以投资移民者上百万户,涉及人口近千万,其中一些家庭寻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更高生活品质,倒也不足为怪。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任由他国成百上千万的移民蜂拥而入,以免移民者变成殖民者。
过去澳大利亚若不对移民加以管制,其华人比例现在可能高过马来西亚;美国若不对移民加以管制,北加州种族构成也可能类似新加坡;主流社群断不能接受这类前景,因此提出排华政策。现在每年数万华人移民或勉可被接受,为数更多则必然成为政治问题。亨廷顿的“我们是谁”虽以墨西哥移民为箭靶,但显示主流对少数的疑虑并未消弭。在此情况下,纵使中国有千万人热衷移民,走得成的也只能是其中少数。
不论移民何地,若数量少、集中度差、文明自信低,就容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倘若数量多、集中度高、文明自信高,则同化意愿降低,且往往引起当地社会的反弹。一些中国人移民非洲与拉美等地,但数量较少、集中度差,且移民本身往往并非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承载的文明自负较低,可以成为低调的文明桥樑。若数量多且集中,如过往在东南亚的移民,则移民地位往往取决于中国本身。
中国移民的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日本移民不多,且日本移民的聚居区往往是当地较有秩序、较繁华之处,显示日本自身的优越地位。华人聚居区常显得脏乱,伦敦、纽约的唐人街皆如此,反过来提醒世人中国整体水平的低下。中国的发展不仅意谓对外移民数量可能减少,且移民在当地国的地位也随之提升,此时纵然未被当地国同化,也未必构成族群紧张。何况当地人纵然心有不满,也难以有所作为,只不过此时若还要推动和谐世界,华人就仍应注意学习当地文化,以成为文化的桥樑。
要发展就得持续投资。大量资本用于本土的投资,意谓豪富阶层可用以转移出国的资本减少,发展前景清晰也将降低移民的意愿。与此相对,民主化虽能改善政治对于豪富阶层的压力,减少部分中国人移民的动机,但民主化也意味国家财政向福利政策转移;无序的民主化意味无序的福利政策与财政的虚掷,其结果是建设的延宕、经济的停滞,最大的输家是国家的前途。
因此,中国应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推动有序的民主化,以放大十倍的日本为国家的发展目标,使国民成为“十亿中流”。未来几年或许是中国人向外移民的高峰期,但10年之后,随著中国所得的提升及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加剧,世界要关注的将不是中国人移民各国造成的压力,而是人才、人力向中国集中造成的各国劳动力不足与素质降低。(作者:包淳亮 中国科技大学(台北)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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