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独秀致信中央:我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图)

　　【核心提示】1929年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06期，作者：何立波

　　【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不高，领导能力欠缺，因而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但不到一个月，蔡和森就被撤职。中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自认为资格老，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在中共六大前后受到处分，心怀不满，于是纷纷从各地聚集到上海，开展宗派主义活动。在陈独秀周围，逐渐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彭述之等人为骨干的党内小集团。

　　1929年，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中国，陈独秀从托洛茨基理论中得到了莫大的宽慰和鼓舞，尤其是被中国托派奉为经典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此为契机，陈独秀在七八月间给中央写了三封信，公开批评中央“武装保卫苏联”等政策方针，要求党中央接受托派路线，抛弃中共六大路线。党中央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并多次警告他们停止宗派活动。10月10日和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两次致信中央，公开向党中央示威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

　　在陈独秀、彭述之与中共中央论战的同时，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党内积极争取同情者。10月25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彭述之等人的党籍。中共中央首先将彭述之等几员大将开除出党，而没有将陈独秀先开除出党，是期望能以此警醒陈独秀尽快悬崖勒马。得知江苏省委决议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于10月26日联名致信中央，对中央的警告进行反击，指责这是“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他们还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这封信可以说是陈、彭与中央的“绝交书”。

　　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党籍的决议案》，指出：“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在中国托派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原先并没有安排彭述之，后根据各托派社团人数与代表名额相平衡，由“无产者社派”增加了一个名额，给了彭述之。在5月1日召开大会时，彭述之不知道自己已当选为代表，对代表安排大为不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破口大骂，将这次大会称为“分赃大会”。不料陈独秀在大会上将这封信读了出来，并问彭述之：你现在还坚持信内的意见吗?结果全场哄堂大笑。

　　中国托派统一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但因叛徒的屡次叛变，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被捕，“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这样解散了。

　　【彭述之与陈独秀：从合作到分手】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彭述之等政治犯被释放。

　　彭述之回到上海，加入托派临时中委会，继续从事托派组织活动。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极力拉拢他，遭到陈的断然拒绝。陈独秀回答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今大敌当前，国共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9月9日，陈独秀离开南京去武汉。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拒绝了。据郑超麟说，陈独秀出狱后不能回上海，一方面是因租界已不能住，会被捕。另一方面，托派“中央”临委为彭述之所把持，陈独秀与彭述之在狱中就时常争吵，陈不愿再争论下去了。(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陈独秀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时，陈独秀与谭平山组织的“第三党”、救国会及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以图组成联合战线的团体，“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的。陈独秀严厉批判了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一时盛传中日言和停战。陈独秀公开发表谈话，要人民“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陈独秀这些抗战言论，立即受到彭述之等托派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称陈独秀“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1938年夏，彭述之等给第四国际书记处写信，说陈独秀已离开托派。1942年5月27日，为国民党、共产党、托派三方都不容的陈独秀，寂寞地在四川江津病逝。

　　彭述之、刘家良、郑超麟、王文元等人虽然重新组成了托派的领导力量，但由于分歧严重，内部很快发生分裂。从此，中国托派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一派自称“多数派”，郑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称为“少数派”。托派分裂后，彭述之遭到“少数派”的种种批评。王凡西批评彭述之说：“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郑超麟对彭述之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说彭是冒牌农民、自封书记、国民党的辩护士、“王明以前的王明”，甚至说他是“第一个反托分子”、“一尊有害的偶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