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公安局长被毛泽东批“与民争利 处以极刑”

　　【核心提示】报告陈述了“王丕敏自任长沙市公安局长后，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罗部长审阅后，当天即给毛主席拍电报，当晚，就得到毛主席的回电：“与民争利，罪恶严重，不处决不足以平民愤，处以极刑”。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公安部网站，作者：刘涌 薛宪明，原题：我的文革岁月

　　1966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议，突然宣布中央通知，决定撤销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职务。其中被撤 职反省的有我(时任市委常委、政法部长、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市监委代理书记、市保密委员会主任)和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政府秘书长贾星五等人。北 京市委是第一批被“文化大革命”冲垮的党组织。其中邓拓和李琪是“文革”开始后，被迫害致死最早的两位同志，他们两人的离去，使我在精神上受到莫大的震惊 与悲痛。

　　林彪、 “四人帮”等人一手制造了震撼全国的“三家村”文字冤狱，邓拓同志最先遭到恶毒的诬陷和迫害，成为林彪、“四人帮”一伙用笔杆子杀人的第一个无辜的牺牲 者。邓拓同志是我国知名的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与书法家，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环境中，马背上办报出了名。全国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市 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宣传文教工作，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党的文教、宣传事业。他在任职市委书记处书记期间，经常深入各区县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我多次陪同他 到郊区各县检查工作。他对郊区各县的文物古迹都很熟悉，在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时，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北京猿人的发展情况;在去往延庆的沿途，所到居庸关、 望京台、点将台、詹天佑等，一一将历史故事讲解，谈到长城为防御体系的历史时，更是绘声绘色。回到办公室，他即兴挥毫泼墨，将沿途所见所闻以诗词的形式表 现出来，发表当年的《北京日报》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墨，充分展示了邓拓同志诗人与书法家的才能，表现出了他渊博的知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进一步 增进了我对他的敬仰与羡慕。在他逝世的前一天，送还了我为他借的一本书，并附有嘱托之言的简信，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

　　1964年，邓拓同志书赠我一首短诗，以示他对我的鼓励：

　　阅尽风波岁月深，坚持战斗识雄心;

　　一腔热血千秋业，莫话艰难直到今。

　　“北京饭店”会议后，李琪同志是又一个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诬陷和迫害致死的同志。李琪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对敌斗争和建 设根据地、土地改革等斗争中，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文革”前，我们同在市委工作，李琪同志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党校校长，领导北京市的宣 传理论和文艺工作，是一个敢于实事求是、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实干家。1979年6月8日，李琪同志的追悼会后，应李琪同志妻子李莉之邀，写了一首怀念 李琪同志的诗，以表达我思念之情。

　　缅怀李琪同志

　　辛勤自学苦钻研，文武双全留美谈。

　　“两论”释文传海外，一身正气斗凶顽。

　　古来秀木易摧折，毕竟乌云难遮天。

　　学习哲学读君著，此时最是思连翩

　　庚午年夏日

　　注：李琪同志宣传毛泽东哲学的著作(《实践论》解释和《矛盾论》浅说)分别于1953年和1956年出版，在短短几年中，单“中国青年出版社”就重印十次。后来日本朋友相继把两本书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

　　“北京饭店”会议后，北京市公安局成了重灾区。当时上报的《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中称：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藏污纳垢的黑窝”，“十个正副局长，一百一十七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和三反分子”，“全局有一千多个坏 人”。

　　“文革”期间，我被“造反派”诬蔑为市委黑干将，先后被抄家10余次，人身自由被剥夺了，生活受到了管制，10年的时间是在挨批斗和被监督劳动中度 过的。1966年8月中旬，市委机关处级以上干部70余人被定为所谓修正主义分子，被押送到昌平县居庸关外清华大学的一个基地，又被称为“反修堡”，任务 是除了继续检查挨“造反派”批斗外，大部分时间是参加植树、秋收等重体力的劳动。两个多月后，“反修堡”撤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分别管制处理，我 又被押到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煤球场劳动两年多;之后，郑天翔和我等4人又被押到首钢特钢劳动，“造反派”让我干起了翻沙工，一干又是半年多。当时，对时值 50多岁的我来说，显然是力已不从心，工人师傅深表同情，关怀地对我说：“这是重体力劳动，消耗体力非常大，年轻人开始都吃不消，像您这样五十多岁的人， 真是不该来，咳……”但我坚持下来了，在劳动中与工人师傅们相处的关系很好，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工人阶级意识。当时，工人中流传的这样一句顺口溜：紧车工， 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脏搬运，苦翻沙，春夏秋冬汗不断。

　　1969年国庆节后，林彪发 布“一号令”，我和市委领导干部20余人，又被遣送山西潞城县，在这片黄土高原上，劳动改造二年多。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形势变化，情况缓 和，次年初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劳动部门的一个学校里，继续接受“造反派”监督、管制。1975年恢复自由，解除群众专政，这时，我已身患多种重病症，耳聋 因未得到及时治疗变成全聋，原有痔疮变成脱肛流血，并患肺结核。

　　但令我心痛的不只是这些，而是记录自己大量工作情况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抄家拿走后，未能归还。1949年解放至“文革”的工作日记十七本;入城前我在中社部训练班的讲课提纲;公校第一二期“公安人员修养”讲课提纲;延安时期到入城前日记等。

　　“文革”中，我被“造反派”百次的批斗，受尽了精神、肉体的折磨，面对这些厄运，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没有向“造反派”低头，始终坚信马列主义，始终坚信党和人民。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个观点：一是对罗瑞卿“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二是《二月提纲》彭真是正确的，张春桥的批评是错误的;三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完全是凭空捏造;四是邓小平同志的干部路线没有问题。我之所以能够经得起考验，始终在为捍卫党的事业做贡献，来源于党的多年教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力。

　　1、我在与罗瑞卿同志工作接触过程中，“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

　　1965年12月的一个晚上，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海会议文件，说罗瑞卿反党反中央，被免除了一切职务。会后我怎么也想不通，辗转反侧 睡不着觉，始终觉得罗瑞卿没有错。他工作有魄力、有成绩，领导有方，为新中国的公安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样的人怎么会反党反中央呢?越这样考虑心情越感 到压抑，实在是睡不下去了。是夜，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径直跑到了回京养病的冯基平同志的宿舍，把市委传达上海会议的情况向冯基平同志做了详细的介 绍，谈了自己认为与罗瑞卿同志在工作接触过程中“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的想法。冯基平同志也有同感，认真地对我说：“罗瑞卿怎么会反党嘛!这事蹊跷， 很复杂，等着瞧，千万不要乱讲!”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