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9年中南海第一次规划修缮后，中央警卫局遵照上级指示，通过中央办公厅先后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调了不少珍贵古董，分别布置在勤政殿、怀仁堂两个重要场所，1963年6月复查登记，共有141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由中央警卫局服务科行政组长武宗让具体负责，全部安全退回故宫。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7月20日第16版，原载于《百年潮》2012年第7期，作者：张宝昌 张事贤
1949年中南海第一次规划修缮后，中央警卫局遵照上级指示，通过中央办公厅先后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借调了不少珍贵古董，分别布置在勤政殿、怀仁堂两个重要场所，1963年6月复查登记，共有141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由中央警卫局服务科行政组长武宗让具体负责，全部安全退回故宫。本文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7期，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
毛主席为文物“定调”
1958年，一次毛主席约陈伯达到颐年堂，就中央创办的《红旗》杂志导向问题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长谈。当话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我国第一座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开放，以及如何保护利用优秀文物时，毛主席明确指出：还是老话重提，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对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学艺术和优良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继承绝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总之，自已的创造才是最重要的。你主张《红旗》杂志要厚今薄古，我赞成。文物的事，也是如此，要明确宣传古为今用，为人民大众所用。其实，我们早就这样做了，还记得吗?1949年中南海是什么样子?天安门广场周围是什么样子?故宫好一点，但不少东西去了台湾，花香何处，还很难说。不过人间的事，要变也快，短短几年工夫，这里不是好多了吗。
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自然能听懂话里的意思，就是要他通过《红旗》这份权威性期刊，正确引导学术界对“继承与发展”这个哲学命题的大讨论。可这位“老夫子”没有直接对应挑明，而是不紧不慢地答道：是啊，早在1950年7月，政务院就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保护古迹、文物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并发出《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那时的中南海，破旧衰败。道路不整，房舍凌乱，连一个干净的厕所都没有。据说解放前怀仁堂工作人员，要靠临时出租房间才能过活。同样，天安门虽有广场，却小得可怜，满打满算，容纳不了千把人，加上不规则的围墙、棚房，看不出有多少文化气氛。没有想到，古都一旦到了人民手里，变了，大变了，老的东西———古建，古玩重放光彩;新的东西———文化艺术，北京十大建筑，更是壮美多姿。接着他语锋一转，切入主题道：中国共产党人是有能力把“继承与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好的。毛主席安详地吸着烟，静静听着，表示同意。
外国元首惊叹不已
从故宫借调来的国宝，有铜器、瓷器、玉器、木器、竹器、珐琅及挂插屏共七类。时间跨度长达两千余年，历经战国、汉、宋、明、清五个时期。专家指出，其中多数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如铜器类中的“景泰蓝”制作时，先用紫铜打成各种器物的胎型，如瓶、盘、罐、盒，然后用压扁了的铜丝掐成花纹，焊在铜胎上构成图案的轮廓，在空处掐满整齐美丽的锦地纹，然后填上各种不同彩色的釉料，入炉烧结后，打磨光亮，再镀上黄金而成。由于釉料具有宝石一样的光彩，有的像珊瑚，有的像松石，有的像红、蓝宝石，加上镀金以后，产品就具有珠光宝气、金碧辉煌的效果。再如瓷器类中的“青花”、“五彩”、“粉彩”、“红釉”、“窑变”、“天青”、“天蓝”等等。除“瓷都”景德镇外，其他产瓷区像湖南的醴陵、河北的唐山、浙江的龙泉、福建的德化、广东的枫溪和高陂都很有名气。所有瓷器胚件，一经装饰，画上山水人物、花鸟虫草，或添成色釉之后，就成为不同类别的以观赏为主的艺术品和以日常使用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了。如是前者，则温润如玉，沉静典雅，栩栩如生，美不胜收。若是后者则就实惠耐用，形态就普通多了。
勤政殿是毛主席接见重要外宾的主要场所，各厅、室、廊、间所陈列的文物古董比较多，也比较好，细想起来，在长达10余年时间里，数以千计的外国贵宾，只要进入接见大厅，在领略新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神韵的同时，也无不为年代久远、制作精巧、技艺高超的中国珍宝所感染和惊诧。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我国，住在勤政殿时，都曾高度赞扬中国文物美得动人，不能不看，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明珠。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赞扬则最具代表性了。
1956年至1965年，西哈努克亲王曾先后六次率皇室、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其中他和夫人莫尼克的来访，是外国政治家中难得一见的美好典型。记得那次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等多位中央首长，在勤政殿集体与西哈努克夫妇照完相后，大家一起进了贵宾室小憩，以便参加即将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喝茶过程中，西哈努克亲王的目光总被多宝壁柜里的“汉铜素洗”、“郎窑宝石观音罇”、“粉彩九桃瓶”、“清玉荷叶洗”、“白玉瓷纹提梁卣”、“青玉雕狮扁壶”、“玉雕风雪归骑山子”等20余件名贵珍品所吸引。到离开贵宾室赴宴时，他居然还特地做出一个合掌低首、深表敬意的姿态，令现场工作的我，深感意外和惊喜。在宴席上，西哈努克亲王自然也少小了对近处的“紫檀框嵌瓷石博古”、“棕竹框牙木雕刻松鹤挂屏”、“清雍正款仿官釉穿带壶”、“清代铜胎嵌珐琅螭耳象足鼎”、“清乾隆款钧红窑变胆耳瓶”、“彩漆花鸟插屏”赞美不已。对此，周总理以同样亲切友好的语言赞扬道：勤劳智慧的高棉人民，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柬埔寨。贵国不仅历史悠久，文化艺术也是享誉东南亚的。亲王殿下对中国文物的爱好，是有历史缘由的。中国人民为有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十分荣幸。据接待人员介绍：西哈努克亲王也见过北京故宫和别处珍藏的文物，总的评价是：历史悠久，工艺精美，数量众多，世界少有，好!
人大代表兴味盎然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代表人数为1126名。此后至人民大会堂建成前。每年的全国人大也是在怀仁堂举行的。代表们在大会休息期间，有的到后花园散步，有的去休息室喝茶聊天，也有的则专心参观陈列在那里的文物古董。新疆小组在满怀激情观赏文物时别出心裁地提出：“怀仁堂地方好，东西摆设很美，如果能换上新疆的鲜艳地毯，那就更加漂亮了，请领导准许，我们回去就动手准备。”随同的赛福鼎(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笑着表示：“主意不错，但要请示中央有关部门，要考虑到各省(市)都有地方的民族的文化艺术，谁不想放在这里?可是放不下呀……”然而半年后，一块长近40米、宽10余米的优质羊毛地毯在怀仁堂正厅出现了。地毯着色艳丽，线条流畅，图案活泼，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勤劳勇敢、能歌善舞的丰采，待到再开全国人大会议时，理所当然地引得中央首长和各地代表前来观看。有两位维族姑娘，还得意地摆出舞姿在上面轻快地转了起来。上海小组成员曹荻秋、袁雪芬、赵祖康等人说：新疆的美丽花朵，把祖国打扮得越发好看了。
与文物带出的另类故事也十分有趣。一次，八九位代表在休息室围着插屏(文物)那株通体紫红、宽厚肥大、锃光晶亮的野生灵芝，大加猜测，有说100年的，有说300年的，甚至更多的。其实我们也弄不清楚，因为故宫开具的文物借出原件上，没有明确记载。诚然有人打听过，也许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人家不好明说。
与外行调侃相对应，行内名家郭沫若、国家典礼局局长余心清等又是别样思路了。会议期间，郭老曾约朋友鉴赏过“古铜瓿”、“铜胎嵌珐琅六角花觚”、“斗彩缠枝莲天球瓶”、“青玉采芝山子”、“雕漆双层耳方瓶”、“紫檀木框泥金画村庄农庆图挂屏”。在彼此言谈中，郭老比较着重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研究和对劳动人民创造力的无限敬佩，并善于深入浅出地通过文物或画面对比，表明自己的观点，不难看出他的治学是非常深厚扎实的。余老也是文化与政治齐名的人物了，从拥护蒋介石到反对蒋介石，再到跟共产党走，为新中国忠诚服务，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解放初期，他对国家礼仪与接待工作多有研究指导，对文物的选用更倾向于对级别、形态、体积等外化要素的取舍，正因如此，引发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服务科老人唐准告诉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了庆贺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余心清专门定制了一把“国椅”，以备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接见来宾时使用。这把椅子十分另类，比普通的椅子高，没有扶手，靠背垂直，而且超过人头足有30厘米，坐在上面，只能端手正挺，双腿弯曲用力，很是拘板，似乎要让人摆出一副有着特别权威的架式。毛主席一见便说：“这把椅子我不坐，赶紧拿走，我还是同大家一样，坐普通椅子好。”这件事对余老触动较大，后来他对老友坦言：我做这把椅子的本意，是想让毛主席的形象更高大一些，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是中国人民极其爱戴的伟大领袖，在国事重大时刻，设计得隆重一点，是我当典礼局长的责任。可人家不喜欢，也没有多说。这表明，毛主席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而我显得过于草率了。“闺房里的美人”也能为众人欣赏
毋庸讳言，中南海的珍贵古董，是经中央批准的一种内部陈设，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来到现场的人才能看见，同社会公开场所相比，它依然是“闺房里的美人”，想见者多，能见者少。因此人大代表纷纷建议：将以前的和解放后新创作的，可以公开的文化艺术作品，拍成彩照，辑成画册，存藏各地重点图书馆，供广大爱好者赏阅，倘印制精美的话，也可作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馈赠礼品。后来得知，有些热心代表还专门同国务院管文化的沈雁冰、管轻工业的贾拓夫、管手工业的白如冰谈过。代表们如此大的动作是在向国内外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仅能保护好、利用好过去的文化遗产，并且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更加丰硕的成果造福于人民大众。
1959年6月，以“中国工艺美术编辑委员会”、“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名义，经由北京市“五一五”保密印刷厂打制，新中国第一部大型高档、重达2公斤的彩色画册——《中国工艺美术》问世了。画册共分陶瓷、雕塑、漆器、织绣、金属工艺、竹草编织等七大类，计258幅图。这些影像资料虽然都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艺人们的精心创作，但无不显现着古今贯通、民族共荣、全国呈现的三大亮点，尤其在数量较多的仿古品件中，几乎都有着中南海所陈设的文物影子，如北京的玉雕“翡翠花熏”、“翡翠罍”、“玉炉”，漆雕“观音瓶”，牙雕“天女散花”，仿清景泰蓝“圆盘”;又如江西景德镇的仿古人物粉彩“缸”，河北、河南、江苏三省的仿宋件“梅瓶”、“雨点瓷碗”、“缂丝挂屏”，广东的窑变“双龙耳盂”，湖南的“湘绣花鸟”，安徽的“铁花”，福建的“寿山石四季屏”，上海的“宝石屏风”，浙江的竹编“八角盒”，云南傣族的“织锦”，贵州少数民族的“蜡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毯、乐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祖先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的基础上，各族人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取得的。当人们见到美不胜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国工艺美术》画册时，一种欣欣向荣的青春生命力已充分美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珍贵古董这位“闺房里的美人”终于走出门，让更多的人欣赏。
《中国工艺美术》虽说是“内部发行”，但其真正目的，是专业单位一次“承前启后”的总结。既可以当做国家礼品，又可以用来收藏。因为画册里没有销售单价的文字，难怪有人见了开玩笑说：“真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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