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捕八年后讲邓小平的好话:是讲道理的人(图)

　　[导读]1985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

江青（资料图）

　　本文摘自《江青全传》，[美]R・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骚动的监狱生涯（1981――1990）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名罪犯并排站在特别法庭上，像你笼中的困兽一般，聆听对他们的公开判决，张春桥和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其他人的判刑则较轻。

　　一周以后，彭真来到秦城监狱看望江青，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要写回忆录；二是要面见邓小平和华国锋。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会考虑的。他并告诉江青，必须干一些体力劳动。而江青则希望逃避通常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说自己很喜欢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说：国务院不反对。据监狱方面的人说：“她三天就能做一个布娃娃，样子很好看。她一边缝布娃娃，一边哼曲子。她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吃饭时还很有兴致地与女看守聊天。”

　　一九八一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初，江青变得不太驯服。她拒绝写每月一次必须完成的检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监狱，他的检查总写的比要求的多），她开始在监狱的墙壁上写抗议的标语。有一天，她写的是：“不怕杀头。”看守们洗去标语，并警告她再不要这样做。第二天，她开始在自己制作的布娃娃上绣上她的名字，这样，她制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个一个堆在仓库里。

　　一九八三年一月，江青的两年缓刑期已满。尽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一九八二年对外界提过江青的强硬态度，中共还是宣布说（依据法律要求），对她认罪态度作了调查。“她不再公然反对改革”。于是，北京没有处死毛的夫人。

　　事实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从，她对一名看守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说江青没有什么遗憾的话，她同样也没多少可以期待的东西。她时常对看守发出抗议性批评，或者写信给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一九八四年春，四十五岁的、离婚很长时间的李讷，来到秦城监狱看望她的母亲，并和她谈了自己准备再次结婚的打算。江青问：“这个人知道你是谁吗？”李讷回答说，她的男友王景清在军队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讪讪地：“你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伟大的革命导师的毛泽东的女儿，同时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儿。”

　　作为江青的女儿，李讷生活很不易，不过，在邓小平时期，李讷比她母亲的处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卫团工作，李讷她们结婚时，收到杨尚昆送来的一盒糖果和一条床单。

　　一九八四年，江青讲了一些关于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好话。自她被捕八年来，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她的对手和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继承者，江青说：“邓小平、胡耀邦是讲道理的人，我每次给他们写信，他们都有答复。”江青通过女儿李讷对这些“讲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这个要求就不易答复了，她说：“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让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会把任何人关很长时间的。”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请求。同时，她还说：“要是能出狱，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里。那里空气新鲜。”听这口气，似乎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结果这一请示遭到拒绝。但是，可能是因为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一九八四年五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监狱。她总是定期到复兴医院、公安医院和三零一医院治疗喉癌和其他疾病。还有可能一度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并有可能曾在李讷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后半期，可能是她读书最多的时期，绝大多数的书都取自她自己拥有一万册书的图书馆，由李讷带给她，现在，这些书都堆在李讷的家中。

　　八十年代后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复活。

　　母亲和女儿经常争吵，当两个女人因互不满意而吵个不休时，李讷的丈夫王景清总是尴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讷给领导人写个便条，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当李讷说她不能这样做时，江青异常愤怒，咆哮着把李讷夫妇带给她的西瓜摔了一地：“连你都不管我了，没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欢李讷的丈夫王景清，特别让江青高兴的是，王与她一样，也是书法爱好者。她常常兴致勃勃地怀王景清谈论书法，而李讷则僵直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十二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宝座的迹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毛泽东诞辰九十五周年之际，江青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得到允许，组织全家聚会来纪念纪这个日子。但是，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听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药片。在毛泽东九十五周年诞辰这一天，他仍在世的亲属作了一次为数极少的公开露面，李讷、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异母）分别携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里――唯独没有江青。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江青结束了软禁生活，重又回到监狱。因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疗，江青时常乘坐一辆灰色的小货车往来于监狱和医院之间。医生建议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断然拒绝。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说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江青都呆在监狱里。她织毛衣、读书、看报、看电视。一篇带敌意的报道说：“监狱的看守发现她笑得很怪，便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一脸莫名其妙地说：“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恢复软禁生活。听到这一消息，江青提出，要么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么回到她七十年代的住处钓鱼台十七号楼。当两项要求均遭拒绝时，江青绝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说明她有自杀的想法，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陪同护士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江青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一九九零年初夏，《华亚》杂志报道了江青的言论，说明她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感到后悔。《华亚》杂志还报道说，江青写东西的热情很高，当有人问她写作主题时，她会“狡黠地一笑”，然后嘲讽地说：“等着瞧吧！”

　　一九九零年，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江青母女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冷淡，李讷夫妇去看望江青的次数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少。

　　江青在根本的问题上仍无悔改迹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报》记者内部传达的秘密文件说，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视着政治的动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说：“她野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