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国画家们笔下“国色天香”的牡丹，辅助宣传太平盛世的气氛，但在它的产地山东菏泽却无法帮助农民充饥。济宁地区(含菏泽)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
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7期
1959年秋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娇”，随即在广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回展览。以“为祖国河山立传”为帜的画家李可染，登上了“爱国李家山水画”的旅程。
他在当年《美术》杂志上撰文表达：“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李可染《师牛堂艺语》P67-73，2009，江苏人民出版)传承了千年的绘画“隐逸”传统，曾经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时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内的中国画家不再“隐逸”，开始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放大“所想”，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
“杏花春雨、黄山烟云、幽谷鸣泉、无锡梅园、春天葛岭、苏州银杏、嘉定大佛、家家都在画屏中”，…… 画家笔下有美妙绝伦的人间仙境， 1959年的中国江山却是国穷民饿。
国穷民饿，画界有“桃源”
现实中的江山早已凄风苦雨。
上年“大跃进”亢奋后，1959年，农村全面饥馑，又雪上加霜，开展“反瞒产”运动。农民进入漫长噩梦期。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汇总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报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况统计报告，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参见杨继绳《墓碑》p1050，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4版)
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全国电话会议上强调：“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任贵州省粮食厅副厅长王民三回忆说，上级要求保北京，已经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到北京。(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3，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1959年，画展“江山如此多娇”首站北京，中央政府用10个月时间，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采用人海战术，坚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国庆工程，包括宾馆、博物馆、会堂等，成为《人民日报》盛赞的“大跃进的产儿”。(人民网北京2011年3月4日电)
1959年，画家傅抱石在《美术》杂志发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宣布中国画找到了新的创作方法，即党的领导、画家、群众三结合的办法。
这年6月，傅抱石在几位官员陪同下到韶山作画，湘潭地委书记赵萼前往探望，增派两名摄影记者作为向导和导游。傅创作了《韶山全景图》、《韶山组画》。
在傅抱石首次韶山写生几天后，毛泽东突回韶山，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昭示着1960年代山水画新兴美学趣味的崛起”。(万新华《傅抱石艺术研究》，p78，江西美术出版，2009)
1959年，李可染用3-5个月去武汉、湖南农村、长沙、桂林、阳朔，展现“美丽河山、城市风景、新的事物、农村、工业风景。”(2011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可染艺术展，展板《1959年拟进修计划》)
根据毛泽东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李可染这一时期创作国画《六盘山》。评论家陈湘波认为：李可染一改在写生中的一边一角的小景风情，高山峻岭的蜿蜒山道上，以不尽的红军队伍，表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成为李可染红色山水艺术风格的形成标志。
但李可染似乎从来没有“见过、想过”以下情况，也没有对此“知过”。在画家的视觉、知觉、思觉里，那个年代饥荒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文学作品基础上，画家们配合宣传需要，伪造历史画卷。
傅抱石作画颂扬的湖南，属于全国非正常死亡排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统计死亡率为29.42‰;人口增长-9.93‰。而且全国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的四个省份就有广西、湖南。曹树基统计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在248.6万。
李可染“对景写生、创作”的广西，不仅被饥饿省份包围，自身也陷入极端饥荒之中。
1960年，据官方人口数据，广西是全国12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份(-10.06‰)之一;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72个，环江县的死亡率为131.66‰。三年期间整个广西非正常死亡，为93.1万人。(参见《墓碑》p523-524、532)
李可染主动屏蔽了饥饿景象，创作《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余幅水墨写生画，“画出的不仅是他见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参见《王鲁湘：中国山水画为何走入写生状态》)画家叶浅予，望着绝望天空下乞讨、逃亡的乡民，创作《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脱题材作品。
据王民三老人回忆，饥荒期间，省际间农民相互外逃的特别多，农民总期盼能在逃亡中寻找一点吃的，以免饿死。王民三日记中多次记载到铜仁、黔东南、黔南、遵义等地，动员外流农民返回;流入贵州的，一般为广西、湖南和四川。(参见王民三《民以食为天——从抗日战争到贵州解放后粮食工作纪实》p98，黔新出【2001图】内资准字第4号)
在国画家们笔下“国色天香”的牡丹，辅助宣传太平盛世的气氛，但在它的产地山东菏泽却无法帮助农民充饥。济宁地区(含菏泽)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上万农民外逃行乞，最多时一天竟达5.7万余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发生营养缺乏性水肿病，仅济宁地区就达54万人之多。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参见王小豫、王小鲁《难以忘怀的记忆——忆1958年“反右斗争”中的父亲王卓如》，载于2011年第7期《中国改革》)
画饼充饥：画家“反饥荒”
民间饥情四起，政府屯粮、出口还在跃进。
因饥荒遍地，猪根本长不大，就被各级领导提前出栏，完成出口任务。分管财贸出口的李先念说，“猪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就卖掉了。”
捷克总理西罗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抗议：“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销售，质量太次了。”(参见《墓碑》p753-755 )
不管中国人有多么饥饿，也不管那些瘦猪在捷克市面上后来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为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在布拉格举办了《李可染画展》。
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李琦以国画《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上》获奖，广东画家杨之光的巨幅国画《雪夜送饭》获金奖，北京中央美院国画系学生周思聪以《万寿山一角》获银奖。(参见蔡显良《20世纪中国绘画赏析》p184、192，190，暨南大学出版，2009)
这些美丽炫目的奖项，给世界营造了中国太平盛世的景象，却掩埋不了当时中国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1959年， 生活在城市的中国画家，无视悲惨的底层生活，看不见逃亡、困死的饥民，热烈响应组织号召，积极创作宣传党史题材的作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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