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主 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姚文元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像。姚文元说,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 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在王洪文被捕之后,又顺利地在怀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关于10月6日的行动方案的制定过程,汪东兴回忆说:
这件事是10月四号下午决定的。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时至5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也就去开会了。然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于什么接触?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像。
问: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
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像。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像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 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 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 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 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 种心情离开家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