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之子:父亲唯一一次的痛哭失态 我不知所措

　　【核心提示】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

胡耀邦(资料图)

　　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周海滨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是湖南人，很爱家乡的花鼓戏。但在延安，他迷上了京剧。他简陋的卧室中有一台留声机，珍存了一些京戏名角的唱片，跟着唱片《打鱼杀家》、《空城计》中的萧恩、诸葛亮学唱几段，就是他很好的娱乐休闲。他经常向朋友们诉说心中的向往：“什么时候能到北平，听听梅兰芳梅老板的《霸王别姬》呀!”

　　1945年12月22日，耀邦同志来到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城市的规模、设施令他吃惊。他回忆那时的心情是：

　　对一个从延安来的人讲，一切都让我惊讶。心想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大得出奇的城市真难想象。

　　历史的机缘让他1946年4月1日来到北平，但不是欣赏京戏来的，而是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翠明庄，进了北平的军调部工作。

　　在随后展开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曾担任过政委的华北野战军三纵、四纵都在华北地区作战。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战争后期，部队逼近北平城，曾在昌平的十三陵、延庆的康庄、京西的石景山、房山的琉璃河、平谷的靠山集一带作战。北京密云水库有一处叫石匣的淹没区，华北野战军三纵在此歼灭过蒋军数千人。他离开三纵到太原前线担任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在平津战役中，三纵在友军的配合下，全歼傅作义王牌部队三十五军。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1952年7月离开他担任书记的川北行署到京，除去两三年时间在湖南、陕西工作，“文革”中在河南信阳黄湖农场团中央干校劳动外，一直住在北京。

　　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母亲已在此等候多时，我站在他们身旁，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竟然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一边抬头看看祖母清癯遗容，一边从旁瞅瞅父亲那神态，泪水也涌出眼眶。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复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父亲给毛泽东主席上万言书

　　没有“文革”就不会有改革，但不能绝对化。“文革”之前，党内外一些同志就已经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我国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中的问题与弊端。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同志，均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的要求，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经济模式也有不满。

　　父亲把苏联的经济模式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他看准了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父亲在拥护“大跃进”的旗帜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一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泽东主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