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现在能同大家在一块开会，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汪东林，原题：《十世班禅：文革中没死掉主要是周总理的恩德》
1978 年2月至3月，这一介于粉碎“四人帮”之后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特定时期，除梁漱溟这样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在小组讨论时都回避了“文化大革命”是否应该否定和刘少奇、彭德怀等是否应该平反等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但所有委员都无一例外地在会上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离去，不少人讲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听者也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班禅大师一直动情地倾听着，但他却迟至会议进行到一半，才向组长表示要发言。等轮到他时，他用低沉的语调说：“我同各位一样的心情，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心里很乱，我想先说几句话。我在‘文革’中没有死掉，能活着出来，现在能同大家在一块开会，主要是周恩来总理的恩德，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想着我，关怀着我……”班禅的话刚开了个头，就说不下去了。他双手捂着脸，头慢慢低下。组长只得宣布，请班禅委员休息一下，别的委员先发言。
这天晚上，我走进班禅的那间小房，听他细说白天在会上没有讲完的往事。这次谈话进行了三个晚上。后来知道，这当然也是受到1978年这个特定时期的种种局限。
“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我自然也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一想起一桩桩往事，一次次同周总理的见面，就禁不住泪如泉涌，说不出话。在这里同你个别交谈，气氛不同，我能冷静地说一些往事……”班禅递给我一支烟，缓解一下激动的心绪。
“我虽然比同组的年长的委员们认识周总理的时间晚，但由于我的身份和遭遇，解放后我同周总理的接触比较多，所受到的关怀和教诲要一次都讲全，连我自己都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先说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班禅陷入了沉思，努力克制着激情冲动：“1950年4月27日，我率领僧俗官员一行45人首次到达北京，当晚，就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并宴请。那时，我才13岁，还是个少年，但又是活佛、十世班禅。我自幼受到的良好教育，使我懂得礼仪，能应付各种待人接物的隆重场面。但我当时对国家政治活动的认识还很肤浅，只知道我是藏族，也是中国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也知道毛主席、周总理是新中国的领袖。至于别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就有限了，在政治上我还是很幼稚的。我见到周总理，第一个印象是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服，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慈祥和蔼，有一股极强的感染力吸引着我。我当即向他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按藏族的习惯表示对他的崇敬。周总理十分亲切地同我作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最细小的风俗习惯、生活琐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西藏的前途；从我在北京的食宿、活动安排，到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以及达赖、班禅两位活佛的关系。我当时虽然还不能全部理解周总理这次谈话的深刻内容和长远意义，但我却深切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厚望，使我意识到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的卓越领导人，而且是一位可亲近、可信赖的长者。而这种情谊上的亲切交融感，是从第一次见面开始，直至以后的许多次见面、谈话，包括他为数不多的批评、教育我的时候，都牢牢地保留着记忆，始终没有消失。后来我知道，周总理对待党内党外的同志朋友，都是这种坦诚平等、与人为善的态度。”
“这正是周总理离去全国各族人民泪流成河的重要原因所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谈话之后，周总理陪我步入宴会厅，到了门口他停住脚步伸手让我先行，我自然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请他先行。双方互相谦让之际，周总理即挽着我的右臂，并肩步入了宴会厅。在席间，他还不停地给我夹菜，介绍各种菜的特点、味道以及烹调技术。很可惜，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汉语，交谈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如果是在今天，直接进行交谈，将一定更加亲切、随便。然而，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两年零两个月，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了……”说到此，班禅大师眼圈又红了。
在这个军营里，我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部《毛泽东著作选读》，还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佩戴。我在这里住到寒冬来临，还是那位年轻的领导找我谈话，说：“红卫兵运动过去了，首都现在平静了，首长可以回家了。”
十世班禅的《七万言书》
班禅喝了口水，又给我递烟，平静了一会儿，接着说：
关于我的《七万言书》，说来话长。就形成的时间说，从1960年至1962年，最早的提纲和蓝本是我同李维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是1960年的事；至 1962年上半年先后召开人大、政协和民族工作会议期间，我在《谈话纪要》的基础上，经过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在会议上作更系统的发言，然后写成文字作为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即《七万言书》，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从内容上说，《七万言书》包括了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统一战线工作、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宗教问题、民族工作问题等八个方面。《七万言书》首先肯定各方面的巨大成绩，然后指出缺点、错误和偏差，最后提出改进的办法和今后工作的希望和要求。其着重点是批评了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言词有偏激之处，有些事实也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我的本意是爱党爱国，为民分忧，希望党和国家在西藏和藏族地区的各项政策贯彻得更好，对国家、民族更有利。
在开始时，我的这种积极性曾受到鼓励，即便有言词过激不当之处，也是善意地指出来。但后来情况大变，主要是党中央在1962年夏天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之后，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的《七万言书》也就变了性质。我十分信赖的老一辈革命家、党内民族问题专家李维汉同志挨了批评，他所主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被批评为“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李维汉把这些人宠坏了。班禅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比U-2型飞机翘得还要高”。这一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李维汉受到严厉批评，被免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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