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两年前,朋友约我吃饭,说起了他的一个打算:要做一部纪录片,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然后准备放到网上去。因为我是做电视的,所以来寻求一些专业建议。
我很惊讶,因为朋友是一名企业家,这个话题,学界关心的人更多一些。当然,他也算得上半个学界人士,当时他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人口政策和创新能力的关系,正是他手中进行的课题。
仔细想想,倒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自己创业作企业,自然对创新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而创新说到底是人,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自然对创新也有关联。虽然我没有经济学背景,但是朋友拿出来的数据和推导的过程,对我来说,很有说服力。这和之前我所获取的一些观点当然很不相同,人口红利,分子分母的关系,是证明人口多的弊端的最多被人提起的理由。
我当时提醒朋友,这可能是一个敏感的题目,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可能在网络上传播。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就在几个月后的两会,有人大代表提议,开放二胎,准备就这个话题做一期节目进行讨论,结果,嘉宾都来到演播室门口,一个电话,节目临时换题。
也因为这样,当朋友自己撰稿的纪录片,半年后在网络上出现的时候,又有点惊讶,然后开始揣摩:难道口径开始松一点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人口政策,应该算是安全了吧?
于是,做了一期关于人口政策的节目,从丁克家庭,生了二胎面临罚款的家庭,到老人院,很婉转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三十多年之后,目前面对的问题。都不敢提前预告,担心“午夜凶铃”,不过,节目播出之后,一切都没有发生。
不久前,朋友把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书。关于这本书,也有点波折,最后被归类在学术书籍当中才最终出版。新书发布来了很多家媒体,好奇搜索了之后的相关报道,寥寥无几。研讨会上,一位被邀请的学者,显然和朋友的观点不同,我当然喜欢这样针锋相对的场面,因为学术讨论,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对方的方法。只是听到这位学者指责朋友以及其他支持对人口政策进行讨论的学者,是在攻击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免心生反感:如果连学术讨论都被按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那又如何可能对一个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一位计生委的退休官员,在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有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妇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向她们道歉。”也因为这句话,我坚定的认为,一定要和他做一个访问,让他在我们的镜头前,好好的谈谈他的心路历程。
他回忆自己九十年代抓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只要是我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讲起自己看到汶川地震,那些失去了唯一孩子的家庭,他的眼睛开始湿润:“我们真的对不起这些家庭啊。”
就在几年前,这位退休的官员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重新审视目前的一胎政策。这些学者当中,有从事人口学研究的,也有法学专家,他们提醒政策制定者这样一点: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候,政策制定者就说过,三十年后应该进行检讨。
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这封公开信对于这些学者们来说,就好像掉在海绵上的一根针,没有产生任何的回响,至少从官方的层面。这不免让他们有点失望,甚至有些绝望:因为在一些人口学家的眼中,改变中国低出生率的最佳时机已经彻底的过去了,未来的中国,必然是一个老龄化,年轻人缺乏的倒金子塔国家,而在我那位朋友的研究结果看来:未来中国,会步入日本的人口结构的轨道,而被印度迅速追上。
多一个人,就会分薄资源和经济总量,这样的思维方式,说到底还是把人当成一个分母,这样的思维模式在现在,至少可以让这些学者们觉得欣慰的是,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大多数了。一些人对自己的生育权利,对别人的生育权利,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考,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让基层的计生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也间接的导致了一种新的营收模式的出现。
只是,如果真的觉得,人多会影响经济,那又为何存在只要支付了罚款就可以多生的现实?既然有研究认为,中长期来看,人口增加并不会分薄经济收益,为何这样的讨论不能大大方方的展开?如果计生影响了社会和谐,是否应该反思政策的合理性?难道放开了,人口真的就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其他国家走过来的道路都说明,经济越发展,生育率约低,难道中国真就是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和全球发展趋势不一样?(作者:闾丘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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