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广东省计生系统中的“学者型”官员,一手创办全国第一个性文化节;是广东当代性学第一人,第六届“中华人口奖”获得者,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今年60岁的张枫(见右图),5月31日刚从广东省计生委主任位置上退休。
计划生育,本是“天下第一难事”;性话题,本是官员避之犹恐不及的语言禁区。然而在计生系统打拼了25年的张枫,敢于表达民众心声,率性而言,从不避讳。他敢言的个性,让他成为无可争议的“个性官员”。
昨日,“枫哥”和羊城晚报记者一起喝早茶时坦言:“我只想为群众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官员!”
1青少年性问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
张枫经历可谓曲折。这个祖籍江苏的人生于广东,在苏北老家长大,在清远上山下乡,在云南当兵,在企业工作,然后考回广州,极偶然地进入广东省计生委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25年。张枫大胆谈性,使他名扬全国甚至海外。
羊城晚报:您是个没有专业学历背景的性学专家,怎么对性学问题感兴趣的?
张枫:刚开始我也没兴趣,下乡时听到了一些故事。当时基层民众对性的无知和愚昧,让我意识到性知识普及多么重要。“性盲”比“文盲”更可怕,研究性学、普及性知识非常有意义!
羊城晚报:年轻人中早恋、堕胎等不少见,青少年的行为也需要引导。
张枫:我曾推动全省开展系列培训活动,其中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我曾到中学调查,发现中学老师很少讲性教育课程。学校教育的缺位也导致了一些悲剧的发生。有对农村夫妇,经常在孩子睡觉后看“黄带”,有次看完后没取出来,第二天上中学的儿子从学校回来打开电视看到了,几分钟后读小学的妹妹回来,于是两人一起看,半年后妹妹竟怀孕了。原来对性无知而又充满好奇心的兄妹竟发生了乱伦。
羊城晚报:现在城市孩子生活在信息化环境中,获取信息渠道多,性观念开放多了。
张枫:这种情况下性教育更不能缺位。有一个雨天我打伞出来,看到一对穿着校服的情侣,在花伞下走走停停,卿卿我我,还相互亲吻。我看不惯就上去教育他们。谁知道男孩生气地说:“关你什么事。”女孩则骂我“神经病”!
广州媒体曾报道过,某些医院做人流的女性中,18岁以下的竟占了30%。孩子早恋甚至堕胎,前途说不定就被毁了。青少年性问题不容忽视。不是说大话,这不仅关系到现代人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
2性教育若把握不好,就成了“性教唆”
“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不适合放在台面上讲的话题,尤其是官员,对此话题往往退避三舍。而张枫却大胆站了出来,他发文着书,说性品性。他推动全省开展性教育培训,主动站在了讲台上;他创办性学杂志,还曾亲任主编;他全国首创性文化节,还到现场签名售书。
羊城晚报:您的文章和书籍,很多内容是在讲性、品性。您认为“品性”的积极意义何在?
张枫: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一万对夫妇结婚,结果有4000多对离婚,其中八成原因为性生活不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千千万万家庭生活不和谐时,何谈社会和谐?由性生活不和谐导致婚姻失败,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要建设幸福广东,就要建设幸福家庭,“性福”是“幸福”的应有之义。
羊城晚报:您以一名厅级官员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说性品性,不会有压力吗?
张枫:确实有一些压力。我的第一本书《夫妻性百问》书稿出来时给妻子看,结果被她藏了起来,认为我不该写这种书,经过八个月的思想工作,最后才终于拿出来。我的“品性”系列书籍出版后,有人认为是“官员教人做爱”,并告到了我母亲那里。80多岁的老母亲很生气,电话质问我怎么写这种东西,我好一通解释,并寄去了书籍,母亲读后才释然。
羊城晚报:您创办的性文化节,也曾有人指责,这就涉及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群众的接受程度,就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张枫:我在《人之初》当主编时,有一次被领导叫去谈话,他说:枫哥,你的《人之初》有点“咸”呀,我当时回答:太“淡”了没味道。确实,太“咸”人们也受不了,必须把握“度”。性教育若把握不好,就成了“性教唆”。要讲得合情合理,人们才会接受,不要去宣扬性感受、性体验,不能讲没有性道德的性行为。
3我支持晚婚,但又不赞成太晚。我儿子结婚、生孩子都是我动员的
作为计生官员,要做的是落实计生国策,让群众“只生一个好”。而张枫从2003年主持省人口计生委工作以来,频出新招,建立“惠一生”利益导向机制,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城镇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制度、节育奖等,让落实政策的家庭得实惠。他也因此获得中国人口领域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羊城晚报:近日公布的省“十二五”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专家建议广东申请国家“单独生二胎”试点,到“十三五”过渡到放开生二胎,这和您观点一致。
张枫: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有利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