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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长期背负骂名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后半生 |
| www.sinonet.org 2012-05-31 南都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1933年4月14日上午，在促狭的江宁地方法院法刑二庭，记者挤满前廊，庭内座无虚席，百余人旁听了一起以“叛国罪”提起公诉的审判。
由狱警带上被告席的陈独秀，气色尚佳，眼睛深深眍进挑起的眉梁骨，不自觉有睥睨一切的神气。当堂自辩时，他的一番讥诮之词引得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再度入狱的陈独秀，此时已被国、共两党剥除了任何合法的政治身份。自1913年“二次革命”以来，他曾因“反政府”、“组织共产党”等罪名四次被捕。这一次，为营救陈，知识界的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竞相奔走，在胡适、蔡元培的运作下，杜威、罗素乃至爱因斯坦都拍来了声援电报。
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律师章士钊自愿出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53分钟，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为陈辩护。
陈独秀闻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议论陈是“想当英雄”。法庭最后判陈入狱13年。
遥在延安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据此评论说，“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面朝四壁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背后则忍受着“自己人”的谩骂。这位参与创党的中共首任总书记，到了晚年被《新华日报》等称为“托匪汉奸”、“日寇侦探”，直到死后仍长期背负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动路线总头子”的骂名。
他身前的思想与作为，有如受到诅咒，至今仍深埋在公众的视野之外。
向左走？向右走？
站在法庭上，年过半百的陈独秀仍精神矍铄。壮年时他曾教训青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美的生活。”现在这看起来像是他人生的自剖。
囚于南京狱中期间，曾经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重操早年精熟的文字学，写成一部《实庵字说》，成为他的遗世之作《小学识字课本》的底稿。他还特意托胡适捎来英文原本的《原富》、《经济学与赋税原理》，日加研读手不释卷。
无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替他扛旗的胡适，在陈独秀入狱后，反倒发了一通怪论，“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陈仲子脱离苦厄后，肯定不能安心著作。”
1937年岁末，在狱中关押了5年的陈独秀获提前释放。此间，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剧变。抗日的战火从热河蔓延至全国，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从南京迁都重庆；而中共中央经过长征抵达陕北，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并跟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独秀一出狱，旋即成为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提出，愿拨10万经费支持陈重组共产党，并许诺在国民参政会中为新共产党保留5个议席。毛泽东和张闻天则发布中共中央通电，提出陈回党工作的条件：放弃过去的一切主张，并表示对当前中央的拥护。
议会政治，实乃陈之所欲。但1927年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失败的创口尤在作痛，他怎能忘了那个短命的上海市民选政府，正是在蒋介石的枪口下遭到覆灭？回归共产党，亦合陈之所愿。那毕竟是他起家创立的中国最革命的政党，但他跟组织之间情感上、路线上的裂缝还能修复吗？
这个在1920年代两次全国最有影响力伟人评选中得票数仅次于孙中山的“青年导师”，在新一波“统战”浪潮中，拒绝了任何一边，陷自己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他的倔强，换来的是劈头盖脸的声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会，王明发言，“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
1938年7月，陈伯达在《解放》上发了一篇12000字的长文，批陈“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
陈独秀不服，他给《新华日报》写信抗辩。“汉奸”风波越闹越凶，周恩来干脆出来劝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老头子”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共“五大”召开时，陈独秀虽尚在总书记之位，但群起向他发难的人中，有从北大时期开始跟随他的学生张国焘。张国焘拍桌子大骂陈为“投降主义”，手指头戳到了面门。众人看陈面有愠色，但只一味地沉着脸，没有发作。
早在“二大”上，张国焘就曾说过，“要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那样，反对自己的老师”。因张国焘在党内搞小集团，被陈独秀当面拍了桌子，连桌上的茶盏都跳了起来。如今这一巴掌拍回来，张国焘也算解了心头之恨。
陈独秀在党内向被尊为“老头子”，和他年龄最接近的李大钊，在“五大”当夜已遭北洋政府处决。其他围绕陈身边的共产党人，多是他的学生辈。因知道他习惯在晨起、夜间读书写作，他们喜欢在午后来听他的畅谈高论。
张国焘、彭述之等人的记述都曾提及，陈独秀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
毛泽东年轻时，曾入京遍访“五四”名师，对陈独秀观感尤佳。返湘和蔡和森谈起时，感慨“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可比拟”。日后接受斯诺的采访，他还说自新文化运动以后，“陈独秀、胡适代替了梁、康，做了我崇拜的人物”。
在同辈人之中，陈独秀的思想显得时髦、出格，同盟会打着反清的旗帜，还在和康梁新党较劲，他已经在甄辨英式与法式的民主；“五四”后无政府主义盛行一时，他又转向了苏俄革命的列宁式马克思主义。
难怪胡适在1917年刊于《新青年》的《归国杂感》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旧。如今康有为没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冀教续篇》骂陈独秀了。”
现在“老头子”垂垂老矣，被当成“右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人的词典中，“右倾”的意思就是，“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他白天躺在床上发呆，闷闷地抽烟。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牺牲，更为他的风霜晚年增添悲痛。
遥想早年的同道，在日本留学时期交好的热血青年邹容、吴樾等人，已先后在反清斗争中殒身。原来北大的师友蔡元培、胡适等人，在他受共产主义理论吸引之后，也变得疏远起来。曾经开诚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如吴稚晖、汪精卫等辈，于今则结下了梁子。
步入晚境的陈独秀落得孑然一身，但这倔老头非但没有沉入伤春悲秋的文士情绪，还振笔悬腕，自题一屏条：“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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