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旗，我们都成了“二鬼子”

　　最近读到一段让我愤怒的微博。抄录如下：

　　“五年前，我去美国使馆采访美国前司法部长，遇到长得很丑的一位二鬼子，她搬了一张巨大的沙发给部长，她的美国主子，而只给我摆了一张小椅子在对面，靠，我象个被告席上的，当时就跟丫翻脸了，我说你必须给我找来一样大小的沙发，她说没有，后来我坚持把五星国旗放在我身后，我是一个大国的主持人。”

　　这“大国主持”的气概实在吓人。于是我赶紧到他的首页查证。发现此公叫杨锐，“04年央视十佳主持人，英语频道唯一金话筒最佳主持人，创办Dialogue和Global Debate，并主持New Money”。不用说，来头不小。

　　既然是著名电视主持人，那就属于公共人物，说话负有公共责任。但是，这位“大国主持”，却张口就是如此充满种族仇恨的句子。他自己去采访，跟人家翻脸原来就是为了抢个座位。他觉得只要美国的前部长坐沙发，他就不能坐椅子。记者采访并不是政府间的谈判。如果中国的司法部长会见美国的司法部长，在正式场合大家当然要用对等的椅子。这体现着基本的外交礼仪。记者不代表政府或国家，使命是报道新闻、意见。遇到重大事件，记者要么挤入人群，要么蹲在地下。即使是最为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记者都是一把“小椅子”。如果人多椅子不够，就站在那里。这种司空见惯的幸苦姿态，一直是记者们敬业精神的写照。杨先生身为主持人，有本事请人家都自己的演播室好了。如果请不来，自己要躬身前往，那就只能随遇而安，毕竟自己的目的是采访。可惜，他身为记者，似乎心里还觉得自己是高官、代表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以，哪怕是屋子里只有一个沙发和一把椅子，他坐椅子就成了奇耻大辱。

　　到此为止，最多不过是他自己身份混淆而已。但称给他摆椅子的女士为“二鬼子”，则是充满仇恨的种族主义言论。他自己在微薄中解释那是位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一句话，只要肤色和他自己的一样，就成了“二鬼子”了。我自己是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目前虽然还是中国国籍，但女儿则是本地出生的公民，受到着严格的法律保护。在美国，虽然依然有着种族歧视的问题，但毕竟进入了奥巴马当总统的时代。各种种族、肤色的人，享有着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尊严。记得几年前，有一位电视体育播音员在转播评论时无意说了一个Chinaman，立即引起亚裔团体的抗议。原来，“中国人”在英语中正式的说话是Chinese。但在华工卖苦力、受歧视的时代，Chinaman则是对中国人的蔑称。因为历史久远，大部分美籍华人都不知道Chinaman有侮辱之意。但是，这位主持人接到抗议后立即给亚裔团体写信诚恳道歉，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个词的历史姻缘。他和他全家都一直热爱中国文化，他的弟媳妇还是位中国人。作为主播人，他愿意为自己的无知承担责任。这样才获得了谅解。可见，在美国，任何电视主持人如果敢公开叫华裔美国人为“二鬼子”，马上就会丢到工作。怎么如此刻毒的言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竟然畅行无阻呢?

　　这并不是杨锐的一时失言。他对于海外中国人的鄙视，是始终如一的。他不久前还发了这么条微博：

　　“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夜我随央视大军提前赶到香港，一日在跑马地成和道打的，我用普通话问司机去尖沙嘴怎么走，他绕了半天的路装听不懂，情急之下我英语脱口而出，他马上用特别难听很烂的港式马崽的英语回了一句，先生您早说英语多好，立刻变得很谄媚，狗日的，宰了我一把，奴性十足……”

　　我恰巧是九六年夏天去过香港，多少知道一些那里的情况。在回归前，香港大部分居民的母语是粤语。英语也是官方语言。出租车司机大多出自下层百姓，受教育不多，除了母语外，也许会说有限的英语;但除非是大陆移民，一般都不会说普通话。其实在最近几十年大陆人大规模出国前，海外中国人也主要是说粤语的。普通话对他们来说，经常比英语还困难，无法交流。这种情况，当今无论是在唐人街还是我大学的班上都依然经常碰到。杨锐作为记者，按说应该有懂当地语言的责任，否则怎么采访?但是，仅仅因为自己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就骂给自己服务的司机“狗日的”。难道杨先生就是这样代表“大国”吗?

　　最近几年，公共人物爆“粗口”的事情屡见不鲜，似乎是一种时髦。但杨先生的粗口，则显得格外丑陋。毕竟，他是靠说话吃饭的。管不好自己的嘴，说明他没有掌握自己的专业。杨锐非要把五星国旗放在身后，然后大骂海外华裔或中国人为“二鬼子”或“狗日的”。央视的英语节目，按传统的说法也算是“对外宣传”部门吧?这样的“对外宣传”，难道不是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吗?所以，我呼吁央视认真处理此事。也希望杨锐引咎辞职。（作者：薛涌　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