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用手帕结成绳套,将自己吊死在卫生间浴盆上方的铁架上,终年76岁。据有关文章说,江青临终前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潦草地写下:“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毛泽东和江青(资料图)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
一
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休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
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请看看以下事例,便可知道江青的性格和她自杀的原因了。
1968 年10月,中共中央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时,江青表现出复杂的心情,既春风得意又烦躁不安。有一天,她在进入会场之前,在台阶上急着要水喝。护士递给她一杯水,她喝了一小口,嫌水烫就喷了护士一脸,并把水杯摔了个粉碎,大声说:“你们不知道为打倒刘少奇我做了多少工作,多么不容易啊!你们这样对待我,叫我喝这样烫的水,这不是在害我吗?”
这次全会以后,江青经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将来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上了台,我也不怕。我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就怕不死不活地给养起来,这个对我来说难一些。”
二
江青就真的不怕死吗?我经过近距离的观察,认为她并不是完全不怕死的人。
从 1969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处于战备状态。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咱们要做好各种战备工作……更重要的是学会开车。咱们都学会开车了,如果遇到敌人袭击,司机被打死了,警卫员开起来就跑了;如果警卫员又被打死了,秘书开起来就跑了;如果秘书又被打死了,护士开起来就跑了;如果你们都被打死了,我自己开起来就跑了。这样,我们就增加了逃生的机会。坐以待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
1970年一二月份,听到北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消息后,江青敏感的神经又紧张起来。有一天,她严肃地对我说:“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对我的安全问题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做到万无一失。”
1971 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突发奇想,要求我们在钓鱼台10号楼的大客厅屋顶平台上建一个屋顶花房。她说:“屋顶花房里面搭上铁架子,搭成一排一排的,北高南低,这样采光好。铁架子上摆上大花盆,大花盆里装上肥土,我想种什么花草、蔬菜就种什么,我不出门就可以消遣、锻炼身体了。”
我说:“我们根据你的指示认真研究一下,再请示汪东兴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马上报告你。”
我根据江青的意见,立即召集江青身边的有关工作人员和钓鱼台的负责同志及技术人员开会,进行研究。到会的同志均认为客厅屋顶的跨度太大,按照江青的要求要摆的东西太重,安全问题不好处理,客厅内又不能竖起几根大柱子。他们一致表示:为了江青的安全,要想方设法说服她,以不搞为好。我们将研究的意见报告给汪东兴时,他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嘛,就这样向她解释,她会接受你们的意见的,我了解她。”
我向江青报告了我们研究的意见。我说:“……你经常在客厅办公、休息、会见客人,万一屋顶塌下来了,就出大事了,我们可负不了责任。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搞的好,请你考虑我们的意见。”
江青听了以后,吓得不得了,忙说:“太危险了,不搞了,不搞了!”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