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回忆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秦城监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1980年7月16日，也就是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辆轿车开到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车上走下来一位年轻人，将我接上了轿车。
轿车沿着北京宽阔的街道，向着西北方向飞驰。从车窗向外看去，北京已从“四人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昔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被欢庆胜利的大红标语所代替，人们的脸上有了笑容，街头上摆小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许多学生和青年工人手中拿着书本，正在匆匆忙忙地赶路……看到这一切，我顿时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心情一时难以平静。
通过车上的相互交谈，我认识了这位前来接我的年轻人名叫杨富年，湖北人，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担任书记员（特别法庭成立后担任第一审判庭书记员）。
10时左右轿车到达位于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
神秘的秦城监狱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这座位于燕山南麓的监狱，除了朝南的方向是一马平川之外，三面全是险峰峻岭，连绵相接，如同一把钳子，将这山下的监狱牢牢地钳住。山岭上树木葱郁，隐约可见古长城的断壁残垣，蛇形般绕着山岭。北面山顶的最高处有一个三角点，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建国后我随部队南下，曾在上海市公安局干过一段时间的公安工作，早已知道这座监狱，但这次却是平生第一次走近它。面对着眼前那隔断人世的高墙，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里一共关押了500多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各行各业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在这里被关押10年之久。以后我看到狱监方面整理的一份材料，在对待被关押的老干部时，名义上是“关心生活”，实际上炒鸡蛋时连蛋壳都炒在里面，致使这些老人无法吃菜，只能啃点窝窝头充饥，还有的在这里被迫害而死，文革中这是一座令人不寒而栗的法西斯集中营。
这座监狱位于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现昌平区）境内，因为建在秦城，所以称秦城监狱。这座建于1958年的秘密监狱，此前归公安部管辖，主要是关押国民党重要战犯、美蒋特务和重大案件的案犯。当时有4个监区，400间监房，各种与此相配套的设施也一应俱全。到了1968年，看着一批批被迫害的“牛鬼蛇神”无处关押，林彪、“四人帮”便在这里大兴土木，加建了两个监区，400间监房，将这座位于北京西北郊的监狱建成了一座特级监狱，成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民族精英们的一座“据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知识分子残酷迫害，无情打击，冤狱遍于神州，秦城监狱扩建成特级监狱便是一个缩影。
秦城监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领导筹建的。他哪里想到，在“文化革命”中自己不但遭受残酷迫害被监禁，而且妻子郝治平也被关进了这座监狱。
江青三十年代历史与上海市公安局的冤案
文革中罗瑞卿妻子郝治平被关进了这座由他一手兴建起来的监狱。事情还得从江青身上说起。我是到秦城监狱参加预审后，从大量的材料中才了解到这件事情及其起因的。
那是1954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江青随毛泽东主席来到西湖边上的杭州。
有一天，江青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信的主要内容是说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丑史，并要她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信的末尾没有署名，这是一封匿名信。
江青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对她的诬蔑和恶毒攻击，因而她要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侦查此事。后来，毛泽东看了这封匿名信，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也指示罗瑞卿查办。为此，罗瑞卿指示公安部一局、华东公安局及有关省市公安机关立案，组织力量进行侦查。
由于江青的丑史不少与上海有关，匿名信又是从上海发出的，因此，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的部署，也立案组织了人员进行侦查。在侦查过程中，有关人员搜集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接触到江青在上海的历史，如当年江青和唐纳结婚后又闹离婚的风波等，这些报刊图片后来都被送到了市公安局保管。
可是，正是这些奉令“侦查”的东西，却给我的公安同事们带来了杀身之祸。
1967年，张春桥利用他掌握的上海党政大权，与江青相勾结，由江青派人持尚方宝剑来到上海市公安局，找出当年“侦查”时对江青历史情况的匿名信所形成的档案材料，然后秘密押送到北京，在林彪家里当场烧毁了。
没有得到这些材料时，江青终日坐立不安，当得到这些材料后，她又终日惶恐，生怕自己在30年代的这些丑史被暴露。材料被她烧毁了，但当年参加此案的人员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装有这些材料。于是，她便暗下毒手，首先制造舆论，到处大肆诬陷上海市公安局，说是整了她的“黑材料”，然后，与谢富治等相勾结，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谢富治
有关这起“匿名信”的案件，1959年罗瑞卿在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离开公安部时，曾对接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专门作了详细交代，此后谢富治也参加了中央讨论有关此案的会议。
1960年，谢富治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名叫江明。她在写这封匿名信时，其丈夫当时是领导干部。她30年代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对江青的情况十分了解，直到抗日战争后才去了延安。1960年时其丈夫已经去世，她本人也已经自杀。
此案的前后情况，谢富治完全了解，但他却不顾事实，按照江青的旨意，以“侦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和有关省、市的公安局长以及参加侦查的一些干部，逮捕到北京，大都关入秦城监狱。这其中包括浙江省公安厅先后任过厅长的王芳、吕剑光，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政等。
以我工作过的上海市公安局为例，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小组组长，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老红军黄亦波等21名局、处、科级干部，5名工作人员共26人统统被无辜地抓了起来，并于1968年2月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飞机从上海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其中警卫处长王济普、档案处长王学纯（女，系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党中央社会部干部）两位同志被摧残致死。黄亦波在被关押7年之后释放回沪，于1978年病故。
江青将王学纯迫害致死还不能解心头之恨，她又向王学纯的丈夫下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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