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中国自豪地宣称,它已成为一个城市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城市人已经多于农村人。这件事的由头是,不久前,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发布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 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已成为“城市化”国家。
但许多人十分清楚,上述两家机构的说法并非全对。因为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几年前就已跨越了,中国5亿农民中有多达2亿,已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多年。并且部分地区城市的城镇人口已高于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比预期的要快得多。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有1.5亿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
在中国,已有极少数城市达到了这一要求。单从城镇人口的绝对规模和所占比重两个指标看,上海市目前的城镇人口已达户籍人口的85%以上;深圳市土地面积只有1952.8平方公里,建市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实有人口已经从几十万迅速增长到2009年底的1200多万(其中流动人口占85%),迅速步入全球特大城市的行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深圳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深圳也有农民,不过,他们只是户籍管理意义上的“农业人口”,他们中的一部分务工经商,还有一部分座等集体物业出租的分红。
然而,与美国相比,不管是上海也好,还是深圳也好,其差距都是很大的。在美国总人口3亿人中,只有1%是农民,约200多万人。正是这1%的农民,不仅养活了美国的3亿人,而且还让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那么,在或预见的未来,中国是否也像美国那样,让绝大多数农民变为城市人,只有少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问题是如何去实现它。
客观地说,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起步,毕竟,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成为城市人在逐年增加,但由于中国农业生产力落后,机械化程度低,种田耕地需要人工实施。因此,至少有三四亿农民将在农村呆上几十年甚至永远呆在农村。
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中国农民成为城市人的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
首先,相当多的农民在身份上实现了城市人愿望,但生活居所并没有实现城镇化。他们一边在城市工作,一边在家乡或家乡的小镇继续建房。这种情形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质量不高,也意味着资本和土地资源的低效率利用。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理、管制机制不健全,以及大中城市的住房价格过高。
其次,由于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在城市扎根,也因为土地制度的弊端,农村的耕地未能合理集中到留守农户的手里。大部分农户处于兼业状态,往往是男性劳动力在城市务工,女性劳动力在家里种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使得一部分农户对耕地有一种“种之无利、弃之可惜”的心态,影响土地的利用效益的提升。
因此,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伪城镇化”,一些城市甚至将农民变市民当做政绩工程来完成。例如2010年初,重庆市政府宣布,该市计划在两年内给300万在重庆工作10年以上的农民工解决城市户籍,另外再用10年时间以每年20万人的速度解决200万农民工子女城市户籍。
中国走向城市化、农民成为城市人的趋势谁也改不了,但这不意味着这个过程必然是多赢博弈过程,更不意味着这个过程一定和谐平顺。农民转换成市民,的确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这种“高城市化率”却带来了新矛盾。
实际上,在许多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不少人开始放慢脚步,反思城市化带来的诸如人口集聚、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等一系列问题,以“城市病”警惕城市化危机。国内也有人对伴随城市化而来的各类问题表示担忧,甚至有人提出其他的发展思路,试图绕过城市化,“拒绝”城市化。(作者: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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