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日前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中国青年报》5月3日)
钱理群教授的这段话说得直接,也让人动容。话语中所概述的诸如“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等等特质,到底是极个别人某个阶段的极端表现,还是相当一部分人常态化的集体群像?换言之,从什么时候开始,理想的大学,以及大学的理想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终至于迷失了方向?值此国内大学纷纷举办校庆的年代,颇有反思的必要。
在我看来,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目标追求上过于实用主义,在手段方法上缺乏底线意识,在表达方式上则可以使用自己并不相信的说辞。“精致”云云,不过是一种存在策略,一种纹饰,抑或是一种遮蔽其利己目的的保护色。在这样的人群里,很难找到那些与理想共生共存的真诚、热情、坚持等等品质。
这种人或许不是如今大学中的主体,却让实用主义侵蚀大学精神。一方面,此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大学里颇受欢迎,很有市场,即便有些人表演得还不那么老到,但配合表演却是没有丝毫问题的。另一方面,时下大学的制度对此不仅很少抵制,某种程度上讲,还在默许,甚至是鼓励这种深入肌理的实用主义。
眼下正好有一个实例。5月1日,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质疑:“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从未见其上课。”随后,相关人士回应称,厅长读的是论文博士,第一年每月集中两天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新京报》5月3日)。此言一出,网上一片喧哗,质疑声声。
其实,这一事件不过掀起学历泡沫的一角罢了。有资格派发文凭的大学与有意愿谋求学历的官员一拍即合,文凭只是合作的一个筹码。至于招生的门槛、学习的过程、乃至最后的产品,似乎并不是需要格外留意、格外坚持的事情,很难讲谁比谁更世俗、更缺乏底线。
若问大学的理想到底从何处迷失,至此或可多多少少有些明了。其一,大学的理想是在大量日常的损耗、细节的溃败、以及习焉不察的妥协中,一点点沦丧的。对此,大学自身当然负有责任。武大老校长刘道玉疾呼,“教育需要乌托邦”,这样的呼吁并非虚文。世人每每提及西南联大,而这所大学最值得珍视的价值,正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
其二,大学的理想也并非完全是在大学里面迷失的,早在大学之前,即已经颇多折损,元气大伤了。这些年来,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路走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市侩精神可谓如影随形,畅达无阻。孩子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千锤百炼,习惯世俗、习惯表演了。大学阶段不过是加速、加剧了这种表现而已。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诗人刀尔登在《不读<左传>》一文中写道,“我们看《左传》里的平民,也沉着得很,仿佛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有些余裕,这不仅令人想到,春秋时虽有严重的压迫,方向却单一,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使人成为浑圆的国民。”大学里一旦充斥着“浑圆”的师生,则大学的理想、理想的大学又怎么可能凌空而来,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的理想?(作者:胡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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