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30余年演变:从改革转为社会公正问题(组图)

漠河露天市场的一位个体户。

贵阳附近小镇上的小商贩。

伦敦市内一辆加勒比海移民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

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个体户老王决心“向中央讨个公道”。

　　他先查询114，然后花费整个上午，相继打了十几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和大多数求助者一样，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说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

　　“现在的社会是个啥子情况，我都搞不懂了。每个部门都有权力加一些条件，让老百姓办不成事。你们不厚道，老百姓咋个厚道！”他的语速很快，带有浓厚的四川口音。这句话在那天上午说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回答。

　　现实中，只有一个人主动留下了老王的联系方式，还跟他说了好几句“对不起”。这个人叫张道阳，是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副处长。

　　最近，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这位年轻官员发去采访邮件，很快得到回复。

　　他这样写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他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

　　参加工作9年来，张道阳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来电者往往说着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个体户执拗地相信，“上达天听”总会得一个公道；另一些人则选择把打通的电话当成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说地骂出“王八蛋、官僚主义”这样的字眼。

　　面对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质疑、委屈以及期望，张道阳并不忌讳用“麻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医看惯了死人一样”。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一点“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 “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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