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精心制作了三个版本的报告,分为摘要版、简明版、完整版,并将这三种报告同时寄送给中央最高层十余位领导。他强调,是通过正常的邮寄途径寄给中央领导的,并没有找任何特殊关系呈送。
自今年2月6日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3月15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以来,重庆政坛的动态始终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4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侦查。
事实上,早在“重庆事件”发生前半年,就有一份名为《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下称“打黑报告”)被呈送给中央领导。报告对重庆打黑过程中的种种“黑打”现象(即公权力组织采用违宪违法方式打黑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当时,所谓的“重庆模式”正如日中天。
坊间甚至有传闻称,“重庆事件”的最终发生与这份报告不无关系。这份打黑报告是如何出炉的?又是如何呈送给中央领导的?中央领导看到报告之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近日,《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在上海就重庆打黑报告出台前后的情况与报告的作者、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进行了交谈。
为何要写打黑报告
除在华东政法大学担任教授之外,50多岁的童之伟还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及上海宪法学会会长。
据悉,报告是童之伟2011年5月自主选题展开研究,并于同年9月独立完成的。报告全文5万余字,有完整版、摘要版和简明版三个版本。在报告完成后的当月,即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中央十几位领导。
童之伟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看来颇为不易,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重庆的打黑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谓的重庆模式也如日中天,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仕途亦被广为看好。
谈及在当时的背景下何以想到要写这么一份报告,童之伟对本刊记者表示,他的立场比较独立,与外在的形势无关。“不是媒体说它搞得好,我们就支持,也不是媒体说它搞得不好,我们就跟着批评。我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基准,这个基准就是宪法和法律。”
童之伟表示,作为法学者,他对重庆的唱红以及黑打现象,一直都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而这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倒台无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站在宪法、法律和中央的立场上讲话的,这在根本上不会有大错。”
童之伟认为,重庆其实决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在打黑之前就是个人间地狱。事实上,他过去常去重庆,薄当权之前重庆的治安状况与武汉、南昌、南京等其他省会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几年有一种把薄熙来和王立军到任之前的重庆妖魔化的倾向。这对他们的前任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实和数据如何获取
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童之伟认为,重庆在打黑过程中的很多做法极不正常,存在大量违法办案的情况。
当本刊记者问及其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是否曾前往重庆亲自做调查时,童之伟表示,重庆在打黑过程中大量的违法办案情况,仅从公开的报道,就已看得非常清楚,根本无需亲自去调查。“各个学科之间有所不同,社会学家要了解一种社会现象,需要去调查了解,深挖根源。而我们做法学的,通常不是特别强调调查。法律事务,就以刑事案件来说,其实就是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三个阶段。在侦查阶段是需要做现场调查的,但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一般是不做现场调查的,就是把案件材料拿来看,如果有问题就提出来,如果没有问题,证据又比较充分,就认可了。案件起诉到法院,检察官把证据向法庭提出来,法庭可以做法庭调查,但一般不会做现场调查。法庭调查通常就是向控方、被告人、证人等分别提问。”
童之伟表示,法学就是根据已经展示出来的现象来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做出判断。“所以,有人说我没去重庆亲自作调查,其实根本不用去重庆调查。我们的职业决定了我们根本不用搞现场调查,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尽管如此,我还是做过很多其他形式调查的,如同到重庆办过案的律师谈,对来自重庆的各色人等做访谈、与去过重庆的官员、学者聊那里的基本权利保障状况等等。这对于我来说是经常的事情。”
这份5万多字报告撰写起来并非易事。“要一个个地整材料,因为所讲的事情都要有根据,否则别人要整你,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每一个事实或数据都要有来源,至于说这个来源是不是十分可靠,我并不一定有把握,但它毕竟有公开的来源,如来自华龙网等网站、《重庆晚报》、《重庆日报》或《法制日报》等等。” 例如,据《重庆晚报》2009年9月26日报道,前一日,重庆市公安局通报“利剑3号”行动战果——出动各类警力2.5万人次,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19名。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国庆期间全市治安稳定,同年9月24日晚10时至25日2时,全市多警种开展了代号为“利剑•3号”的集中清查行动。警方还有通报称,警方自2009年9月4日起开展集中清查行动以后,短期内即先后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4893名,缴获各类枪支142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