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资料图)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这里不能不交待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新颖别致!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 ‘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1968年,林彪和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资料图)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直到1965年 11月底,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召开前十天,毛泽东还对即将前往苏州看望林彪的罗瑞卿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可见该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准备要“打倒”刘少奇了,这肯定是不确切的。但毫无疑问,自此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江青曾在一篇讲话中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哩”,只是对林彪的讲话“内心是感激的”,也许,这可以为“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作一个注脚。在随后的日子里,林彪的升迁和刘少奇地位的下降乃至被罢黜几乎是同步,也就并非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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