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学大师巴金早就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年以来踪影杳然。倒是像昔阳大寨这样的“文革”建筑,一旦规划就迅速覆盖了小城街巷。它说明,“文革”的影响远未清除。温家宝总理最近忧心忡忡地担心“文革”悲剧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身边就有扬幡招魂的,我们怎么能掉以轻心。
“文革”中的忠字舞 资料图
本文摘自南都网 作者:毕星星(山西作家) 原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革”记忆
到山西的昔阳县看大寨,主人都会带你去看红旗一条街和新建成的外环路语录墙。
这两处是昔阳县大力建设红色旅游的重点项目,复原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文革”期间的“革命历史建筑”。红旗一条街是在县城原址复原了一条旧街,当年街道两旁都是县城机关或者商店,沾点机关气的,门洞两边喜欢竖起两根或圆或方的柱子,高过房顶,上缀一盏玻璃圆球的灯罩。政府机关门前铺开一块八字形张开的进门路。门顶的山墙,或者做成一个三角形,或者做成一个半圆,配上两边竖立的柱子。“文革”时代的建筑,特色在墙面上都有标语。标语一般红底子金黄字,美术体居多。高出房檐的女墙,上刻:“继续革命,奋勇前进”。还有三面红旗的浮雕,上缀毛泽东头像图案,一面“自力更生”,一面“艰苦奋斗”;一面“多快好省”,一面“力争上游”。也有利用半圆的山墙,涂红了,做一个金太阳光芒四射的图,两边竖写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红旗烟囱葵花麦穗图案,配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整体一面墙,红旗簇拥毛泽东头像,红色专栏框住仿毛体诗词《卜算子·咏梅》,《沁园春·雪》。
外环大道的语录墙,更加声势浩大。环绕县城修起一道语录长城,竖立照壁写红色标语,复制许多领导人语录手迹。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华国锋的“全党动手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打头,赫然巍立。各种形状的红旗托举一个特大号的“忠”字,让人立刻想到了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红旗如潮,工农兵顶天立地横眉立目,背后是巨幅毛泽东挥手指航向。墙体几十米长,高过两层楼,一米见方的语录大字,醒目怵人。两墙对称,一边画毛主席语录本,一边画老三篇叠分造型。红五星四周金黄色爆炸状的放射线象征金光闪闪,都是典型的“文革”式墙饰。
在昔阳,在大寨,你看到这些,就仿佛穿越到了“文革”时代。
“文革”究竟是一场“十年浩劫”,还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原本无需争论。1978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记录得明明白白。虚构所谓阶级斗争,制造族群分裂,跳动内战,千百万人挨批挨斗,非正常死亡。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高层一场又一场政治地震,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样一个畸形发育野蛮治理的年代,应该郑重地嵌刻进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忘记它,才是天理难容。
依照这个历史事实,重建“文革”记忆有一个原则,确定它属于灾难记忆。人类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将自己的记忆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有益的经验和有害的教训。创伤和成就,当然会有不同的记忆书写。像“文革”这种危害国家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重大影响的灾难,理应成为历史的耻辱记载。如果还要为它披红戴花,装扮成黄金时代以供后人敬仰,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在于,即使对于“文革”这样的全民大灾难,每个人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即使在最混乱的10年,也有弄权得逞的,也有安富尊荣的,也有侥幸得益的。昔阳大寨这样大力复制半个世纪前的旧景,也无非是留恋当年稳坐全国政治激流中心位置的怀旧情思。这里就有一个要求,一个人的人生叙述,某一个团体的集合记忆,必须和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我们要大力重建的,是整个国家民族,至少是这个国家民族大多数人拥有的集体记忆。我们必须警惕一些在“文革”中受益的人群,将自己的幸福记忆强加在全体国民头上,变成集体书写集体记忆。
清除“文革”影响,确立对“文革”的正确书写,建立正确的社会记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国家曾经有一个反思历史的风气,我们并不忌讳揭开往日的伤口,历史创伤诉说一个时期成为话语主流。那个时候,记录灾难没有障碍。以后逐渐变了。公共传媒讨论创伤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有志之士想望通过公共记忆场所固化这种记忆,阻力超出想象,比如樊建川的博物馆。20年来,公共话语空间越来越逼仄,媒体发出灾难记忆的声音越来越困难。你越是遮蔽“文革”记忆,一些为“文革”招魂的势力就越来越胆壮。昔阳大寨的“文革”建筑雕塑群落,就是这样一个角落里一声怪诞刺耳的音符。
文学大师巴金早就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年以来踪影杳然。倒是像昔阳大寨这样的“文革”建筑,一旦规划就迅速覆盖了小城街巷。它说明,“文革”的影响远未清除。温家宝总理最近忧心忡忡地担心“文革”悲剧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身边就有扬幡招魂的,我们怎么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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