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姜晓明）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不可逾越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
当年的“万通六君子”。潘石屹（右一）带着他的“SOHO”系列成了地产新贵，王功权（右三）转行创办“鼎晖创投”，易小迪（左三）搞起了阳光100集团，王启富（右二）成为了“海帝地板”的总裁，刘军（左二）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只有冯仑（左一）一直留在万通
1993年冯仑和潘石屹合影，万通六君子最为久远的一张照片，被调侃为冯潘的“结婚照”
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慧聪网CEO郭凡生、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他们和冯仑等人被称作中国企业家群体的“92派”
2011岁末，猫扑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万通地产的冯仑出新书了，周三在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有活动，与崔永元和大学生们一起谈理想，说潘石屹是他带出来的，我已经报名了，有没有人一起去？”
这个帖子有463个点击和94条回复，一部分跟帖的人知道冯是一个牛人，另外一部分人觉得崔永元主持的活动应当很精彩，还有一部分人则觉得地产行业很吸引人。
2011年11月23日晚6点半，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陆续入场的学生，和掺杂其间的成熟脸庞，让整个大厅瞬间就满了。中国企业界大腕级人物，如柳传志、王功权、潘石屹、吴鹰……陆续出现在现场播放的视频里。
嘈杂的现场因为崔永元的出现逐渐安静了下来，幽默的开场白后，他快速进入了主题：“我的好朋友冯仑先生把样书送给我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理想丰满》），一个明明是白天想的事，而另一个则是晚上想的事。我想问他，出这本书除了挣钱外还为了什么？”
马上，冯仑出来了，他穿着一件皮夹克式西装外套，浅色的衬衫，光头。他回答了崔的问题：“作为买卖人，眼睛除了看到钱，还看到了钱以外的事儿，这件事除了不想赚钱，其他都想。”
冯仑有多重身份，被称为“大哥”的商业领袖、商界思想家、黄段子传播者，以及“畅销书作家”等。万科的王石评价他：“冯仑这个人，聪明绝顶，侠义肝肠。嬉笑怒骂皆文章，百计千心成万通。”王功权认为，身边再无第二人能像冯仑，与之聊天那样快乐而有趣。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理想主义让他活了下来，活得还算丰满，实用主义导致成长过程中的野蛮。这皆因任何个体的生命，在一个荒诞不经、繁花似锦的时代大幕下，都显得微小和脆弱。
他说如果要写回忆录，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人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哺乳类动物，是个被人搅乱成似是而非的哺乳类动物。”
小时候想的都是大事情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辈子谨小慎微，软弱，守规矩。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
身为工会负责人的父亲有一点优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等。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他接触到的环境、家庭、老师，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十四五岁的冯仑，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
回看当年，已知天命的冯仑说，这绝对是一个悲剧，试想在一个法制健全、经济繁荣的社会，年轻人想大事，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太糟糕了。“那个时候这样做没风险，你不这样做反而有风险，因此父母越谨小慎微，他越鼓励你这样做。”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他的导师马鸿模，是个传奇人物，被冯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放弃留洋机会，投笔从戎，转头组织武工队。1949年后，已经成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马因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第一次见导师，冯仑看见的是一个一袭黑衣、留着光头、叼着粗雪茄的老头儿。那年冯仑只有22岁，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老头儿特意要看看“最小的那个。”马鸿模后来成为冯仑的“干爹”，和冯仑是忘年交的好友。
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冯仑贪婪、不加节制地阅读。阅读使得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的认识。
他后来在《野蛮生长》中回忆说：“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他曾对一位访问者说：“我们以前受了很多正统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封闭的教育方式。毛主席去世时，很多人哭得很厉害，伤心欲绝；后来我在中央党校的港台阅览室看到一本画册，有一张蒋介石死时的图片，台湾民众也哭得很厉害。蒋介石不是被咱们宣传成坏人吗，坏人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哭呢。于是，我便发觉所谓的是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非。”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手下有120个编制，40个是体制内的财政编制。但当时这个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也无启动经费，他只得到了一批彩电的批文。
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一切正式的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才得72元的报酬。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被腰斩，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开始沦落江湖，落草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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