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毛泽东曾为杨开慧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的深情词句,这无疑会触动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杨开慧与毛泽东(资料图)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钉。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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