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就能把北京洗干净？

　　当你穿越到18至20年后的北京，你也许会发现：自己的肺舒服了一些。2012年3月23日，在全市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洪峰表示，到2030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从目前的70微克/立方米(美国驻华使馆发布的PM2.5浓度曾高达522)降至35，就“达标”了。

　　这“达”的是什么“标”呢?世卫组织2005年版《空气质量准则》确定：PM2.5年均浓度10微克/立方米为空气质量准则值(AQG)，意思是说，超过这个数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但即便如此，长期暴露在这个浓度之下，“总死亡率、心肺疾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会增加”。

　　世卫组织考虑到污染治理有一个过程还确定了三个过渡时期目标，其中最低标准为35微克/立方米，也就是洪副市长公布的“达标”。不过，世卫说，相对于AQG水平，在这个水平的长期暴露会增加大约15%的死亡风险。”

　　整个中国的城市空气大体是比较糟糕的。不过，大家都知道糟糕的不只空气。环保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说，中国污染严重。

　　这明显和经历了高速增长的一代人所受的教化不符。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和学界不是一直在宣示“绝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吗?不是反复在强调“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吗?现实却是：不想发生的坏事偏偏发生了。

　　中国自认为有“后发优势”，官方的自信来源于此：“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先进国家走过的弯路“殷鉴不远”，是有机会避免的。

　　但环境成本也确有其必须支付的理由。一、在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和国企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乃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玩家，与政府监管者、中立者的定位天然有“利益冲突”。二、对地方政府来说，GDP绩效考核和财政收入的驱动是刚性的，环境监管是软性的。利益离得近，环境离得太远。三、地方政府和国企热衷的投资活动，既创造了GDP，也创造了海量的寻租机会，如在投资发展重化工业污染了环境之后，政府又可以投资对污染进行治理…… 更何况，发展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还有“后发劣势”一说。这不仅表现在环境方面：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购买比原创成本为低，山寨成本更低，但“知其然”的模仿容易，“知其所以然”的理解难;技术和硬件的升级容易，管理和软件的升级难。

　　以高铁为例，中国一口气引进了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卡特-朗讯和德国西门子全球最顶尖的高铁技术，使得中国高铁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然而，一个温州7·23事故就让我们发现在管理、运用上的巨大差距。

　　地方政府与国企也喜欢大兴土木、大上项目。谁也不想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殃及本地的民生和其他产业，也就成了其必然的附属品——这些何尝不是“知其然”式学习结出的苦涩之果?学得太急，用力过猛，本来想循着别人已走过的路走，结果却走了别人都没走过的弯路。

　　除了“浮躁病”，后进国家还容易出现“偏科病”：净挑简单的、学分好拿的科目来学，对专业性强、不太容易的科目则晾在一边，导致重技术轻体制，重经济轻治理。

　　这些原因，导致了眼前的粗放式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环境困局，社会不得不为之付出更多的环境成本：包含治理污染的直接费用;与污染相关的疾病治疗费用;因生病提早死亡而损失的寿命和人力资本。2009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恶性肿瘤发病率为297.04/10万。

　　种种难题，需要多种力量协同解决：中立的监管者，自律的私营部门和活跃的社会力量等。如果强势的政府和丰厚的寻租空间压制了市场与社会，在环境问题上走别人走过的弯路，甚至走出有“创意”的弯路，那是不足为怪的。

　　是的，环境问题正包含着对超越目前的发展模式、摆脱后发劣势的深切呼唤。惟有真心实意地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作者：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