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者型官员落马:学者从政的回流与焦虑(图)

　　年轻，厅局级，同济大学博士后。

　　头顶三个光环，上海规土局原副局长胡俊一直属于官员群体中的“骄子”。他曾在2003年以37岁的年龄升任副厅级干部，担任过上海规土局新闻发言人，又是科班出身，拿到了教育体系内的最高学历，还曾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熟悉胡俊的人知道，他戴着一副无边框近视眼镜，即便从政多年依然保持着儒雅的学者气质。

　　3月27日，这位仕途看好的“学者型官员”被开除党籍和行政职务，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纪检部门称，胡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严重违纪涉嫌犯罪。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同济大学的“博士后官员”詹运洲，也在2008年受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长殷国元案牵扯被羁押。他曾担任上海房地局原规划管理处处长，曾作为上海市房地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

　　詹运洲虽未有刑事方面的处罚，却在此案后由正处级，降至副处级，事业生涯受阻。

　　学者型官员连番出事之后，上海规土局在岗的党政领导“一正四副二总工”的班子中，“学院派”官员已经所剩无几。

　　从学者中选拔官员的传统历来有之。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强的领域，“学院派”当政并不罕见。

　　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一名学者对本报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同济大学就开始向全国各地规土系统输送各种专业型人才，“有担任地方规划部门顾问的，也有挂职做规划局副局长甚至分管规划副市长的，也有的离开学校后直接进入行政系统。”

　　从学院到官场到落马，学者从政似有迷途。

　　上海城市化中的学者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胡俊为江苏南京人，于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地理学系城市-区域规划专业，其后免试直升本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1993年，胡俊作为我国第一批城市规划博士后的进入同济大学进行研究。1995年出站后，他开始担任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规划学会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理事。

　　才执教短短2年的胡俊就被调任至上海市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担任副局长，并很快擢升常务副局长、局长，在静安区改造大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世纪90年代是上海开发建设突飞勐进的时期，中心城区的开发改造为重中之重，静安区是浦东新区设立前上海市10个区中唯一不带郊区的中心城区，最为典型。

　　1990年代该区开发改造地块占改革开放后全区可拆迁改造土地总量的三分之二，成为最宏大的建设主体地段。

　　体制也是这一时期发生松动，上海土地批租采取“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将批租地块的准备、确定受让方和出让地价等政府性工作都下放至区政府负责，由区县层面出面向市规划、土地等审批单位进行协调。

　　体制松动带来了市场的活跃，重要建设地块出现许多家外资争相批租的现象。胡俊所在的静安区城市规划管理局就作为重要专职部门掌握着审批权力。

　　规划专业出身的胡俊在此时备受重用，他曾与该局同仁对静安区1992年至1998年开发建设项目的时段周期、规模总量、物业构成、功能变迁、机制类型等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相关学术论文还曾获得城市规划方面的奖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胡俊的政治生涯与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十分吻合。

　　2003年，当城区改造渐入尾声，郊区改造拉开序幕时，这位学者型官员被调任至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政府担任副县长、县委常委，直接主持崇明生态岛的规划工作。

　　五年后，上海市政府为规避上海社保案中出现的各种土地腐败，进行机构调整，将上海房地局拆分。土地管理功能与规划局合并，成立上海规土局，负责土地征用、规划以及矿产等。

　　此时，胡俊再度被委以重任，他被调任至新组建的上海规土局，分管土地规划直至落马。

　　根据相关土地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胡俊的问题应该出自这一连串任职的起点，即其在静安区任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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