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的宣传画(资料图)
林彪事件给全党和政坛带来强烈震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林彪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给全党和政坛带来了强烈的震动。4天后，即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这份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毛泽东看后，批示“照发”。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号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以77号文件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经毛泽东批示同意，1972年1月13日、7月2日，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下发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事件的影响。
林彪事件之后的9月15日，在北京西郊空军学院“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发现了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共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在“可能性”中写道：“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在“必要性、必然性”中写道：“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这个政变计划，记于一个拉链活页笔记本上，后由中央专案组收入《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中下发。
《纪要》下发后，为消除林彪事件影响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反而造成许多思想混乱。地方上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的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的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言论，要从这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毛泽东的一封信加重了人们的疑问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信的全文如下(部分括号里内容为编者所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n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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