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
本文摘自《我们的父亲》，作者：周海滨，口述：李筱桐，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一个行政助理、三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一位医生、两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国家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什么的。”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还穿着这身衣服，跟孩子玩。”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但“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000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右二）与李济深（右一）等代表步入会场。
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笔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吃顿烤鸭什么的。”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迁都，一定在北京，不能在哈尔滨。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总理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三天中，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李济深在家中书房整理文件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党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这些后人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从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２月２日凌晨，当歹徒进入居所行窃时，他进行了严厉斥责和教育，当歹徒持刀行凶时，他虽年过花甲，仍与凶残的罪犯进行英勇搏斗，不幸牺牲。
“这个警卫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长得挺好的，眼睫毛特长，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如今的李筱桐回忆起父亲，最幸福的是与父亲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访谈结束后，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爱国。”
将军喋血军区大院 新中国首例高级将领被谋杀案
中将谭甫仁夫妇于凌晨5时在军区大院的居所内被枪杀。此案震惊中央，破案长达7年，又因“文革”的背景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197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不同寻常的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同志逝世》。报道指出：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同志，于1970年12月17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终年60岁。” 因文中并没有像通常的讣告中所披露的死亡原因及“医治无效”等字样，故引起诸多猜测。在此之前，围绕着谭甫仁被杀一案，在八大军区之一的昆明军区乃至昆明全市范围内，已经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破案战役。因当时严密封锁案情，破案又是在极端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形形色色的奇事怪事接连出现，加之台湾特务机关的造谣惑众、恣意渲染，使我党我军建国以来首例高级将领被暗杀一案平添了扑朔迷离的色彩，给“动乱”中的昆明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枪声震撼春城 将军喋血大院
1970年12月17日清晨5时许，薄雾弥漫，晨曦未露，人们都还在静谧中酣睡。突然，在昆明军区大院的第32号院中，啪!啪!啪!接连响起了令人震惊的枪声。不一会儿，军区党委办公室秘书邹贤玉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她抓起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发颤的声音：“32号院响了几枪，你们快来人!”邹贤玉一愣，睡意顿消，随口反问一句：“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枪?”“反正出事了，你要陈秘书、汪秘书快来吧!”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邹贤玉心想，这32号院是谭政委家，那里响枪可直接关系着军区一号首长的安危，那还得了!她急忙穿上衣服，正要跟负责谭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务秘书陈永柱打电话，床头的电话又响起来，她一接，是谭政委的警卫员李洪亮打过来的。李洪亮惊恐得几乎说不成话，但意思是说清了--谭政委被人枪杀了!
邹贤玉一听，脑袋“嗡”地一声蒙了，但很快就镇静下来，立即给军区党办主任王克学，军区分管保卫工作的副政委蔡顺礼，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副司令员刘春山，副政委周兴、雷起云等有关领导一一通了电话，报告了“谭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
不多时，平时十分安静的32号院人声嘈杂，乱作一团，陆续赶来的军区干部手忙脚乱地把倒在血泊中的谭甫仁及爱人王里岩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
谭甫仁身中3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耳根进，从左耳根出，另一枪击中右臂，弹头嵌在骨中。当时谭甫仁昏迷不醒，刚送进医院时尚有一点儿血压，但随即就没有了。其腹腔内积满了血，肚子胀得鼓鼓的，医生们打开腹腔抽出积血，又剖开胸腔，由几个医生轮流在心脏上进行按摩，但毫无结果。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奇迹并没有发生，谭甫仁的心脏再也没有跳动起来。谭夫人王里岩身中两弹，一处在胸部，一处在脑门，都是要害处，实际上当场已经休命，医生只抢救了10分钟就放弃了努力。
当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奉中央军委领导之命乘专机由北京赶到昆明，一出机场就直奔医院，他察看了谭甫仁夫妇的伤势情况，询问了抢救经过，同意医生们所做出的“王里岩已当场休命，谭甫仁伤势太重，接近休命，无法抢救”的结论。12月20日，谭甫仁夫妇的遗体被送到跑马山火葬场火化。23日下午，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国防剧院召开了由12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大会。血案惊动中央总理关注侦破。
执掌云南党、政、军帅印的谭甫仁中将被刺身亡，无疑是举国震惊、历史罕见的大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于12月17日 6时就接到了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的报告，他当即做出三点指示：一、全力组织抢救；二、作案可能来自内部，要抓紧时间破案；三、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由周兴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
与此同时，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也接到了昆明军区的报告，随即做出相应的批示，并指令在京的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军区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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