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经声,必是印度地;足球场吼,必是欧洲地;麻将和数钱声,必是中国地
有个笑话说,飞机落地时,不需航标,只要听见下面嗡嗡响起的麻将洗牌声,必是中国某地。
今日麻将这种游戏之普遍,恐怕是吾国五千年来之极盛期。过去没有麻将机,现在出现了,伟大的现代技术免去了麻将的洗牌时间,因此说极盛期是有科学依据的。
每个文明都要创造一种玩场来驱逐人生之无聊之无意义,人与动物不同,人不只满足于吃喝拉撒,如果只是“以食为天”,生命就很无聊。动物也是“以食为天”,但动物不会思考其意义。人是文化动物,人意识到“天地无德”,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无明,于是各民族都要创造某种游戏来为人生赋予意义,以超越生命之无聊、黑暗。文明,以文明之,文就是游戏,无明的动物性存在被文明照亮。生命因此不再百无聊赖。但是,游戏可以使生命具有意义,也可以使生命更无聊,陷入意义的拷问下而毫无意义的困境。
排遣生命之无聊,各族群、文明方式不同,有宗教的方式,有审美的方式。古代中国是审美,乐山乐水,诗书琴画、韦编三绝、画栋雕梁,吃穿住行,文无所不在。就是一只马桶,也要文化一下,实用阶段结束,还可以进入文物阶段。杜尚的陶瓷小便池与中国周庄的一只朱漆马桶比起来,可谓丑陋。就是控制中国精神生活之方向的天子,也是从审美来考量事情。比如乾隆,写诗练字不说,就是青花瓷的样式,也要亲自审定。一次看见穿西装的末代皇帝溥仪的办公桌,目瞪口呆:一桌子瓶瓶罐罐石头花草,全是文物。某些君主,甚至到了“文政合一”“美政”的地步。文王乃是帝王的最高追求。孔子说“吾从周”,因为周是文王之治。屈原之死,也与他的“美政”失败有关。
中国天堂是在人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是天下玩场最多、最有意思的地方。从前,许多人仅仅为了好玩就要搬到苏杭去。文这种中国独创的用以排遣生命之无聊的方式,可谓道生一,一生万,人生不会无聊,因为文法太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人,就是写写毛笔字,也可以充实一辈子。印度是祭神,印度已经玩到神就是一切,无所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祭神已经成为各种“世事”,人们根本没有时间来无聊,神甚至在垃圾中。有点像中国的“道在屎溺”,但“道在屎溺”是隐喻。在印度不是,垃圾的神圣化、贫穷的神圣化,在印度可不是嘴上说。现世只是转世的渡口,天堂在来世。粗略地讲,印度人可以说是神化动物,神影响文化。中国人是文化动物,郁郁乎文哉!文在中国具有神圣地位。神在文化中,“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文就是中国的神龛。文的最高境界是“下笔如有神”,“诗成泣鬼神”、神韵、神采飞扬……现代西方,尼采以后意识到准宗教之不好玩,转向更好玩之酒神,转向酒神的宠儿——诗歌、艺术、爵士乐以及体育等等,似乎在学古代中国?荷尔德林、海德格尔们更进一步觉悟到“人充满劳迹,但还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嗯,类似意思,中国先哲已经是一说再说。
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似乎正在另辟蹊径。文化在继承和创造上讳莫如深,只在肤浅、入世一途着力,深度和广度干瘪萎缩。看电视节目可知。但就是频道上百,也还是有限,不看者是大多数,在他们,麻将和拜物也可以排遣生命之无聊,就算是玩物丧志,其好玩程度也超过为拜物而说教的娱乐节目、为正确而说教的谍战肥皂剧。现代中国之精神生活,如果去除小资文化营造的充斥于媒体、旨在鼓励拜物的文艺腔,其实最普遍最具影响力的是麻将和拜物。
精神生活也是金字塔结构的,高级的精神生活曲高和寡。但初级的精神生活,也未必就不能排遣生命之无聊。比如拜物,在星期天清晨将自家小车擦得比太阳稍暗,也是快感无比而精神充实的;比如麻将,也是可以获得存在感而不再度日如年,神机妙算,神出鬼没。麻将在中国,倒还真的不仅仅是不劳而获,靠运气盈利的捷径。那昏暝房间里日以继夜嗡嗡不绝的打牌声,大多数是输家们发出的,但输了钱财,赢得时间。时间毕竟被打发了,人生暂时也不那么无聊,比起完全无明的动物性存在,吃了睡,睡了再找吃,毕竟略胜一筹。
诵经声,必是印度地;足球场吼,必是欧洲地;麻将和数钱声,必是中国地。哦,文明没有那么狭隘。中国地也有啥声音都听不到的时候,洗洗睡了。(作者:于坚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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