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丁玲
周扬、丁玲都曾与毛泽东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先后都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重用，历史地说，周扬与丁玲都是完全政治化了的人。在文艺界，周扬与丁玲的矛盾，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针尖对麦芒，无人不晓。不少人认为把丁玲打倒是周扬的责任，历史地看，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丁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有文章说，由于三十年代的恩恩怨怨，周扬将斗争矛头指向丁玲，以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所以，“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
有人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丁玲的挨整，与周扬有无直接的关系，就 “紧跟”而言，丁在前，而周在后。要整丁玲，只怕他一个人也作不了主。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先期到达陕北；半年多以后的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一
周扬与丁玲本是在“左联”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丁玲1933年5月被捕之后，正是由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一职。
由于历史上的恩怨，丁玲与周扬关系不好，丁玲对周扬不满，从已发表文字来看，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延安时期关于“鲁艺”与“文抗”两派。但丁玲的丈夫陈明同志谈到周扬时认为关系比较正常，并没有什么隔核。
丁玲说过：“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见《丁玲文集》第6卷230页）有文章说，丁玲与周扬的矛盾的实质，实际上是在领袖面前争宠。周扬与丁玲都是同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人，在研究周扬与丁玲的关系时，有必要谈到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有文章说，丁玲在毛泽东视野中先入为主，毛泽东对丁玲不错，后来偏向周扬，这是后话。
丁玲早在她未来延安之前，她的很多小说便已使她走红，使她在文坛上声誉鹊起。到了延安以后，她小说写得相对少了些，散文却写了不少。有趣的是，毛泽东对她过去的小说并不怎么了解或阅读，反而读过她来延安以后所写的一些散文，并曾加以评议。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的散文《“三八”节有感》。文章发表不多日，延安开始整风运动。毛泽东当时也读了这篇文章，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有些人对丁玲的这篇散文提出批评。他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件事就是后来丁玲所说的“毛主席保了她！”
也就在丁玲的文章发表不久，毛泽东把丁玲找了去，就此文专门谈了一下。他对丁玲说：“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啦！你批评了是好的。我也在批评。”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一定要充分说人家的好处。”
毛泽东又说：“你看我的文章先说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主要还是有成绩的，是好的，然后我再批评缺点。你这篇文章就没一点肯定人家，好像是人家一直就不好，这就不好了。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这些谈话后来都收入了《丁玲文集》。
丁玲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就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读后很高兴，特地在1944年7月1日早晨写了封信给丁玲和欧阳山，对他们两人的文章表示祝贺。同时约她和欧阳山到他那儿去叙谈。当丁玲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对她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丁玲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后来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丁玲加以赞赏。在一次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又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夸奖道：“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写的《田保霖》与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当夜就读了欧阳山和丁玲的文章。他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立刻给欧阳山和丁玲写了封信。信云：
丁玲
欧阳山 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们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欧阳山与丁玲接读了毛泽东的信，在7月1日下午去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他们很高兴，除了向他们询问和了解一些合作社的情况外，还特意请他们两人在他那里吃晚饭。那天毛泽东兴致很好，吃了晚饭，在送他们出来的路上，边散步，边谈论。这给丁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至于延安时期关于“鲁艺”与“文抗”两派之说出自周扬之口，但丁玲有过与此绝然相反的说法，不存在两派之说，陈明也发表相关文字予以澄清。历史的真实是当时周扬与丁玲都受到毛泽东重用与信任。
二是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表示着冷淡。丁玲写完书稿后复写了两份，将一份先交给周扬看，周扬几个月未作表态，1948年9月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书稿由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初版。丁玲因此对周扬有了隔阂，也在情理之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之后，丁玲迅速联想到“一整胡风，我就预感到有人不会放过我的”。这种不祥之兆的产生，正是源于对文坛内部宗派因素的体认，而事后发生的一切，却无情地证明了丁玲预感是对的。
对于丁玲1955年以后开始的长达二十余年的悲剧命运，周扬作为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领导者，在文革中也遭到了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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