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民坐出租车还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上海市民政局对面有一块不挂牌的围场,停着清一色的“沪B”小号车,还有一辆警车。
严树东将警车开到场中央,站在车门旁让本刊记者拍照。这是严树东的工作用车,但他不是警察。
这辆警车是贵宾车队的开道车,和另外的小号车一起,由衡山集团管理,市政府再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用这些车。
严树东的名片上印的又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接待车队”。
这一切要从严树东的“的哥”生涯开始梳理,而这个大院里一张张带着“国营”气息的持重面孔,也在无声地保存着上世纪80年代的气场。
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代出租车司机的微群样本被完整地保留在这支车队中。
驾驶员人以车贵
1984年,里根访问上海。这个历史大事件的强大场力,使一些普通上海人的职业轨迹发生弯曲、变向。
在石家庄服役四年半的汽车兵徐勇回到老家上海,到友谊汽车服务公司报到、接受培训。那个年代,单位名称里凡带“友谊”的,都跟外宾沾边。
上海市钟表零件厂职工严树东在年底得到了捷达车队正在为即将举办的出租车公司招驾驶员的消息,他托关系挤了进去。
“友谊”归机关事务管理局管,“捷达”隶属于上海市集体事业办公室,皆属“体制内”。
友谊的牌照是清一色的沪A01XXX,徐勇仍记得自己的车牌号是沪A01188,当时,还不流行8。司机将领导送到后,拿上发票,就把车开出去当出租车,在上海十大涉外宾馆(当时也归机管局管)门口等活。这种混用被默认,主要是考虑到外商大量涌入,出租车应接不暇。
汽车本身也被赋予身份。购车要由上海市集体购买控制办公室审批,写申请、递材料,在对该单位用车需求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之后,一辆车可以配1.5至2张驾驶证。
对驾驶员政审亦很严格。
基于种种不便,第一批到上海的外商才选择了出租车或长包车。一辆车加司机的月租金是1500元起,而一辆小菲亚特的价格才9900多元。直到1988年才放行了一批私家车,沪Z牌照,并试行了私车额度拍卖,一张沪Z5888,拍到11万多,此时,“8”与“发”已在发音上建立了关联。私家车主往往在车门上贴三个字:自备车。以示牛气。当时,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炫富方式,还包括保留太阳镜或西装袖口上的商标。
紧缺经济、计划控制造成车贵,以及驾驶员的人以车贵。
友谊被外界戏称“兵库”
接待里根的车队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和平饭店门口,一辆上海牌刹车不及,司机为避追尾,急打方向盘把车甩出了车队,安保惊出一身冷汗。
回来之后,马上换车。徐勇换成一辆尼桑,大红色的。这辆应景的进口尼桑,成为婚礼上的常客。逢着好日子,每个出租车司机洗车的铅桶都满盆满钵,钱揣自己兜里,烟就分给同事,糖集中在麻袋里,跟中福会幼儿园联系好,搞联谊的时候送过去。
接送外宾业务由友谊公司专营,十大涉外宾馆都是友谊的车。前挡风玻璃反光镜的正中间贴一个圆形标志,白底,上书FS(英文“友谊”的缩写),外廓是方向盘的形状,外宾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可以坐。
“友谊”总共1000辆车,分为数支车队,锦江车队停在迪生商厦,商厦原有四层,全部用来停车,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立体式车库,车一层层转上去,地上铺的是20厘米厚的木板,可以想见外商用车规模以及外资活跃程度。
徐勇的定点在国际饭店。每日先去单位点卯,然后开到国际饭店,早有调度在此等候。起步价3元5.5公里。坐友谊公司的车,要付外汇。外汇券有5元的,一般不用找零。这1元5就成了司机自享的额外收入了。
坐轿车的和长包房的就那些老面孔,久而久之,司机都知道这个客人住在哪个房间。外商增长速度超过汽车,用车越发紧张,为了确保用车,通常全天包车。400元一天,超过80公里另外算钱。若司机与外商的关系极好,一天能拿100元小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而且一包就是十天半个月。那还是一个万元户很金贵的时代,与徐勇同工龄的,工资只有45元和53元两档。
1983年下半年至1984年上半年,这种状况持续了有7个月时间,兼职被叫停。因为司机已经没有心思回机关上班,而且用油、修车是一笔无法厘清的账。
友谊公司较早的一批驾驶员都是复员军人,凡是在部队里开车的,都被机管局安排进了友谊公司,外界戏称友谊公司是“兵库”。随着业务扩大,又开始在南汇、崇明等远郊的三代贫民中选驾驶员。1983年、1984年,世界语正流行,又招了一部分怀揣着改造世界梦想的世界语青年。
严树东正是在这股出租车司机热中成为驾驶员的。
他第一天拉活,开辆7座面的---天津大发,从早8点做到晚10点,才准备回家。在火车站又碰到3个要去苏州的客人。处在第一天兴奋中的严树东一咬牙便接了,谈好价格120元,此时,他白天已经赚了100多元。花了两个小时将客人送到苏州,当夜返沪。回到上海市区,又拉几趟短差。这比在钟表零件厂当学徒18元的月薪过瘾多了。
1985年前后,出租车司机的月收入300多元,公务员则是9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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