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教授:毛泽东《矛盾论》有抄袭之嫌?(图)

　　四、他领错了路

　　从1949起到“文革”，我高呼“毛主席万岁”是真心实意，自觉的。“毛主席”在我心中几乎是真理的化身，是一尊神。

　　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对毛虽然也萌生了一点点怀疑，比如反右倾、反彭德怀，心里认为是搞错了，但看到他致基层干部的一封信（纠正左的错误），便又改变了怀疑，认为主要错在下边的瞎指挥。南开经济系的一位教师上书党中央，对毛提出尖锐的批评，要他下“罪己诏”，我听说后一方面佩服他的勇气，另一方面看到他被肃整，大会批、小会斗，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也十分惧怕，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也说了一点，比如说过生产关系走在了生产力的前头之类的话）。但随着经济形势逐渐见好，又恢复了往日的崇拜。凡属毛主席的指示，我基本不敢有任何怀疑的地方。有一些不理解，但也不敢正面提出疑问。比如他的1964年春节关于教育改革问题讲话，我就认为过于极端化，如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可以抄书，考60分就行等等，我在实践上是不执行的。

　　从“文革”中后期开始，逐渐萌生怀疑、不满，甚至有些痛恨。1976年9月上旬，我带着小女儿回老家看望年迈的母亲。我听到发布毛去世讣告，从内心感到是一种解脱。我倒不是对个人生命的无情，实在感到他的特殊地位已经是中国的负担和灾难。我们的体制是把整个民族的命运系在了他的脖子上，除了生命的结束，无法摆脱个人的控制，这是多么可怕的体制呀！现在一些人还孜孜不倦地歌颂他弥留之际醒来的一瞬间还如何如何发号施令，指挥天下。作为个人生命的顽强另作别论，但这种体制难道值得称颂吗？

　　治丧期间的一天，我到妻姐家。说到毛的逝世时，妻姐含着泪花反复地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妻姐的丈夫是老清华的毕业生，数学教授。妻姐是一位一心扑在小学教育上的模范教师，后来被评为特级教师，还成为代表人物当上某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为了给他们悲切的气氛一个冲击，我说：不要悲伤，死了好，早就该死！他们立即发出惊恐的嘘唏声！同时以爱切的口气说我：你千万不要到外边说，这要被打成反革命的，这要给家庭惹祸的！我说我知道，只能在你家说，你们不会去检举我。我简要叙述了对毛的看法，如果他1957年去世，他会成为一个完人。后来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已经成为历史的包袱。这个包袱早该去掉！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即刻接受了我的看法，特别是几位内侄子反应尤其强烈。实际上，当时有我那种看法的何止千万，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这不是我一时的激动，而是长时间逐渐形成的看法，下边把1976年日记中的一些话抄录几段：

　　1·10：

　　悲痛之余都在耽心，有些人要抢权。请看最近的所谓批判文章是如此的不讲道理，如此的霸道，如此说瞎话，如此上纲，很明显，是以夺权为目标的，无非是舆论上烧火，封住群众的嘴，上头各个击破的故伎再演。权可能到手，人心会再丢掉一大批。“百年”之后，鹿死谁手，未必能由一人说了就能管一万年！

　　所谓“打招呼”，我看是夺权全局的第一步，下一步棋如何走，从这里左右都可以抓人：有错误，不能接班；不承认错误，顽固不化，更不能接班；稍有不逊之意，以对抗为名又可以开刀。这三条路，三个圈套让你挑，让你选，何其毒也，这是共产党吗？

　　总理的后事会怎样，谁来接替这一职务，这对中国的今后若干年的历史将会有重大的影响。如果落在他们手中，我相信只要他仍照目前的这一套作下去，总会有一天清算他们的，那时甚至会来一个总的清算。这些年的内幕，一桩桩使人无法理解的疑案、疑事，斯时会亮出来的。

　　1·13

　　革命需要权威，权威应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

　　权威不是手中有刀，而是有真理，有人心所向。

　　权威不是给人以幻想和乌托邦，而是理想同现实的结合，引导人一步步走向理想实现的世界。

　　权威有着个人的因素，但权威是在千百万人民牺牲的基础上树立起来，一旦把权威变成私有物，它就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了。

　　权威适应着人民的需要，人民乐意听从权威，当它不再为人民带来利益时，它就只能是最有权力而无威信了。

　　权威应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而不应成为个人的专断，不应成为私产。

　　面对着现实的一切，令人沮丧，也许没有权威才能使矛盾爆发，才能解决。

　　权威是在变的，应是时代的要求！谁能真正解决实际的矛盾，满足人民的需求，谁就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