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本书中主要论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论述“矛盾”问题上，封毓昌发现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集会的场面
我入党的时间不算是长的，但算起来也接近60年了。“文革”以前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把领袖视为神明，我写过两首打油诗来说自己。
一首是“走神”：
信到迷信不知悟，朝三暮四全维护。
睁着大眼一走神，多情反被多情误。
一首是“听喝”：
衣食住行听安排，找个对象领导裁。
是非全赖上头论，只有屎尿自己来。
这不是调侃、嘲讽，是自己的真实写照。“文革”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我在过去多篇文章说过，我逐渐抛却了“神明”，而萌生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理念。诸位一看就知道，这是从“上帝在我心中”套过来的。尽管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时至今日，他提供的学说仍然是诸多学说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至少使我的心境能获得了安稳。我是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由是我得出两点自箴：一是“史家面前无定论”，一是“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历史的一切都是认识对象，都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证据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也都应服从证据。
就我而言，观念的转变很复杂、漫长，也很曲折，至今还有诸多理不清的心绪。所以“在我心中”绝对不如“听喝”省心。
大致说，到了“文革”后期我就不再“跟”了，而且在思想上开始进行批判，但也仅仅是写在日记里。我拥护周、邓，矛头所向也很清楚，如果当时日记落入专政者手中，我可能会毙命。现在大概也难有刊物能刊出。那时我内心极端苦闷，只有靠日记来诉说，我从周总理逝世那天起写日记，文中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肯一言不发。”（这是日记中写的，没有核对原文）我很怯懦，采取的是后者。
下边写的几个镜头只是一个侧面。
一、我在“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面前
“文革”期间，四个“伟大”喊的震天响，我不敢有什么异议。不过对陶铸说的，太阳里也有黑点，私下里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对林彪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类的话，我想不需要“上智”，都能感觉出拍马屁的味道，但那时是绝对不能提出异议的。老百姓天天要唱一首歌，其中一句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仅有的一点才智已经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曲直，而是用来如何保护自己，免遭不虞之祸。我虽然对林彪的话感到不顺耳，可我绝对不敢去触犯，更谈不上公开反对。自我解释，这是政治家们的语言和政治需要。
“文革”把毛泽东推到了顶峰，但到了顶峰也就该出问题了，这是无法逃脱的规律，而辩证法又指明了人们分析这种现象的路径。过去的很多错事，上下一致的打、吓、瞒、哄、骗，还真的有效果，比如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竟然不了了之，三面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彭大将军依然被视为大逆不道。造反派反这个反那个，看来毫无禁忌，但竟然没有一个造反派为彭大将军伸冤，相反倒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充当了置彭德怀于死地的打手。文革中的老老少少都是吃过三面红旗苦头的人，可是竟然都还高举着它，横扫天下，凡是对三面红旗发疑或批评的人都再遭洗劫。远的不说，南开大学经济系一位青年教师徐振芳（现年八十、健在）同志当时从理论上论述了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再认识，批评了“公社化”，全国大饥荒与饿死人等，并致信中央，要党主席毛泽东检查，谢罪天下。这一下子惹了大锅，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一来再重新算账，被整得死去活来。由此可知当时对毛泽东是不能分析的，对毛泽东思想除了无限崇拜外，更不能提出任何疑问。
可是“文革”中乱七八糟的事就摆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正确论。既然辩证法告诉人们，无论什么都是可以分析的，毛泽东也一再说，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1964年他同日本物理学家谈话时，讲一分为二是无限的，他很肯定庄子说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把毛泽东思想推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始生疑的时候。于是人们发出疑问：“毛泽东思想能一分为二吗？”我想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心中是有数的，但聪明人没有敢说的，只有不要命的“冒失鬼”才敢较真。大约是在1968年，我的一位学生竟公开放言：“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他的名字叫刘培庚，东北丹东人，根红苗正，又是中共预备党员。此言一出，立刻乌云压身，大会批，小会斗，停止他的工作（工宣队进校，他在机关报《工农战报》当编辑），停止党员登记。周围没有人敢与他交往，往日的朋友最多道路以目，孤独、苦闷、憋气，几乎要发疯！
他在苦恼之极时来找我，问我在哲学上他的观点是否有问题？这一问立刻让我胆战心惊，面对我的学生，该怎么办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无论从哲学上或事实上说，我心里是赞成他的观点的，可我不敢给予公开的支持；面对自己的学生，又不能说官话，也不能说太违心的话，但也不敢说真话！再三思索之后，我做了这样的回答：一分为二既然是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任何现象，从哲学观点上说没有错，可我就是不点明“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这句话。我虽然很相信这位学生，但那时的“逼供信”整死了不少人，也逼得不少人神经错乱，瞎咬一通，我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我只说哲学道理，绝不说这几个字。接下来我对他说，在目前形势下说这种话不适宜，会让人抓住把柄。他问我怎么办？我再三掂量后，建议他不要在理论上纠缠，只说受了怀疑思潮的影响，没有深思，政治上幼稚；对别人的批判不要顶，态度要温顺。你是学生，又不是头头，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干过任何出圈的事，估计批一通也就完了，不至于戴什么帽子。我又叮嘱他，千万不要往下说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不管怎么压和诱导，都不要说，一破口，就无法收拾。刘培庚真的照此应对，折腾了一段时间，他毕竟是个青年学生，放了他一把。最后还是给了一碗饭吃，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二十年过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突然一天刘培庚来到我家。他带给我一件礼物，是岫山玉雕的喜鹊登梅。我说，你来看我非常高兴，但我有自己的规矩，不能收你这个玉雕！他说，给我平反了，现任某党校的教育长，总算是个喜事吧！二十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老师的恩情，我这点心意，老师不能不收吧！他还说，那件事情之后，成了瘟神。离开学校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只有老师您到车站来送我，并鼓励我要坚强。车开动了，您还久久伫立在车站目送我，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回想起来，我很惭愧，与其说我伸出了同情之手，不如说我怯懦、圆滑和世故。
“文革”后承认了毛泽东的诸多错误，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不少纠正，但“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依然不能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和历史问题让人思考。某些人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结晶”云云，以此禁止这个问题的深入展开。“集体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两者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集体的结晶”另论，但无论如何不能遮盖后一个命题。把毛泽东诸多错误言行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天下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对毛泽东思想要不要“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关系着中国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命运。毛泽东思想有过辉煌的时期，1949年之前确实指引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史学范围（世界范围内史学）看，不管人们的评价有多大分歧，但作为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1949年以后，他违背了自己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实践，以他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绝对权威，硬要实行他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并以极端的阶级斗争作为基本手段，一步一步走到“文革”这种荒谬的时期，把整个中国搞乱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实践与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着“一分为二”，但仍没有提到应有高度来认识，在许多时候这个命题尚没有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我是一个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且主要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我的重点尽管不是近现代史，但每每也有涉及。我深深感到远没有尊重“一分为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时仍以“毛泽东思想”为神圣，拒绝、阻止进行“一分为二”性的研究，或“垄断”再认识的权力。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没有神圣不可再认识的东西。我应该把“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作为理论命题和历史命题来看待，在认识对象面前人人有平等的认识权力。人们如何“一分为二”，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必须尊重“毛泽东思想应一分为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要言之有据，就有合法存在的理由。不管何种见解，都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有些人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理论和历史事实，仅仅视为“信仰”，那就是“宗教”性的问题了，这与科学性的认识是另一回事，正像有些人信佛祖、上帝一样，是宗教信仰问题，不必与这些人争议。但现代社会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与他人的社会生活。如果还坚持政教合一，那显然是前现代社会里的事，如果硬要坚持，不妨请他们去某个地方建立太阳城，进行试验好了。但不要强迫他人与自己一样也必须“信仰”，更不应企图借助行政力量实施什么强压。
我对毛泽东思想信仰过，而且信到迷信的程度，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我入党已近一个甲子年，总的来说，也还是个积极的党员。在巨大事实面前，我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和历史问题来看待，也认定“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是个合理、合法的命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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