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讲还是听，张妙的母亲都一直躲避，她是最伤心的人
对峙期：错位
药庆卫来自于山西阳泉农村，17岁上大学参军离家后，他回村就是母亲在世时。“每年过年回一趟，就算完了。”母亲过世后他也回去得少了。家庭生活的真正开始是在1996年从部队回到华山厂以后的事，之前完全是军队生活。而妻子一家虽然是西安人，也都是普通人，岳父是退休工人，妻妹开个服装店，药家鑫的衣服都是没牌子但质量不错的休闲服，基本是他姨妈给买。丈夫融入家庭和城市的时间比较晚，妻子是仓库保管员，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务事上，一出事，夫妻俩却都没了主意。
表面上，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矛盾来自于阶级背景，尤其是张妙抄车牌号，和药家鑫“农村人难缠”之类的言论，使得药家后来被一再夸大财富背景。在双方家属和律师的认知当中，都说案发后自己非常想见到对方，但是表述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张平选第一次见到药家鑫，是在郭杜派出所，当时张平选看见警察带着一个“高高白白斯文”的“学生娃”进来，又很快出去了。去年10月25日，自己在派出所从上午待到下午，问不出消息，到下午很晚，警察才告诉他，“逮着了”。“当时是让他去指认现场的。”张平选不知道眼前的年轻人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就在同一天早上，药庆卫送儿子去自首，他虽然签署了家属通知书，但实际上是糊涂的。“他告诉我他撞死人了。”父母就一直迷惑，“没有警察、法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也不相信他那样杀人，没理由啊！”药家鑫杀害张妙的动机一直是民愤构成的基础元素：富人对穷人的轻视。而并不了解儿子内心的药庆卫夫妻，却难以用这个理由自我说服。对于张平选和王辉已经是家破人亡、满怀冤屈的境地，另一边，药庆卫却坚持“等待法律”。“法律没有规定，子女犯法，父母必须去道歉的呀！”虽然药庆卫这么说，其实他是担心，自己任何贸然的举动都会让已经身负罪名的儿子失去生命。作为父亲，他总觉得“他的命是他的，他的罪也是他的，我不能去影响他”。
这样的对峙离舆论尚远，然而两家已然各有侧重。“没有钱就无法建立沟通”的信条深植于药家脑海，这也让张平选的善意受到了轻视。首先体现在了双方律师的交涉中：两家的律师都基本从头到尾跟下来，张平选的代理律师是《华商报》记者给找的公益维权律师许涛，而药家找的是药家鑫外公家对面律师事务所的路钢。许涛的说法是自己一直试图让药家父母来道歉，而药家一直说在筹钱，“张平选从来没有说过要钱”。路钢的说法是药家一直在筹钱，生怕无法满足受害者的期望。“药庆卫一直都拿不出多少钱来，另外我也不希望去村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许涛一开始列出了大概的赔偿金数额，在53万到54万元，许涛说“这个数字是按照农村户口的标准，有20多万元的经济赔偿，还有3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张平选和王辉都对数字表示了同意。过年前整整一个月时间，虽然有律师和赔偿金数额的打算，张平选却更期望和药家父母直接沟通。“我一个农民，祖辈在这呢，西安那么大，我到哪去找你，再说我女儿被害了，我为啥要主动去找你？”
基于这样的认知错位，前期的沟通不仅缓慢还激化了矛盾。过年前阴历腊月二十，张平选给药庆卫打过唯一的一次电话，他想让药家父母去看看孩子。“至于你拿啥，你看一眼孩子，就是宫子村要你娃命，你来过还是不一样。”“喂，你是谁？我是张妙他爸。啪，他把电话挂了，再打不接了。”这简短的两位父亲的直接对话，让张平选不得不想：“他家到底有啥通天的本事，农民就真的这么不值钱？”而药庆卫的解释是，自己当时接到很多恐吓骚扰电话，所以习惯性地对陌生来电一概挂断。药庆卫当时的真实想法只有一个：“他们到底要多少钱？”他已经把这套唯一的公房抵押，又到处借钱，到一审前他拿着30万元现金去了两次法院，都被法院拒之门外告知“无法调解”。
第一次去见张平选的时候他拿了3万元的现金，张平选说：“我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一定要见你是个啥模样？”2月底，药家夫妻终于找了一个韦曲的饭馆，张平选和村长一起到来。前后不过10分钟见面，在药家看来“见面沟通了”，但是张平选却更加生气。“一见就给我跪下，我说你快起我受不起，旁边还有记者照相。他说给这3万元把娃葬埋，至于国家咋判是国家的事。”张平选发了大火：“我看不上你的钱！你给钱给国家！”但另一方面张平选也看了出来，“药家看着就是一般人”。张平选走到路上吃了点饭，问中间人“人到屋没有？到了就放心了，怕我害他们”。这次见面把两家人推向了彻底的对立面。
药家当时已经离开华山厂房子出去租房住，不上网、不看报、不看电视、不接电话。“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很怕去道歉再出点啥事。”面对轰然倒塌的幸福，药家不知道该做何应对，他们一开始甚至想瞒着老人。药庆卫一直试图不走“人情”路线解决问题，比如他委托路钢在陕西电视台念了一封公开的道歉信，把钱拿到法院而不是受害者家里，不对儿子犯罪的事实做任何调查，也不对任何媒体做出回应。而张平选说：“你先来把这礼赔了，我们再说。”他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希望，就是自家院门大开，药家父母进来，该赔礼道歉，让乡亲们围着，把这个场面见证了，“堂堂正正的”。电视台公开的道歉信之类，根本就不是张平选的方式。“我们家连电视也不看的，就是娃一天看看动画片。”他们连最新一次“央视”的采访还没有看过。
药庆卫终于等来了传票。他对于药家鑫犯罪事实的疑问，在程序上有了明确的答案，然而他已经失去了取得张妙家人谅解的最好时机。“娃本来已经要不摆摊的，麻辣烫已经把学校的学生吃坏肚子了，不让摆了。出来她又和人分开走，撞了不管她一夜过去总也有人发现她，为什么要捅死她呢？”张平选经过这次见面，也开始了迷惑“你们有钱还是有势？我受害者要找你们去，还这么冷淡”。此时张平选坚持感情路线的方式，已经慢慢失去了耐性。“外孙两岁半还吃奶呢，妈没了谁照顾呢，你都不来看一眼，我咋能饶你？”
药家鑫的照片和一些遗物
药庆卫的应对逻辑
药庆卫在电视上和观众一起看着儿子诉说自己管教太严。“原来他是这么想的。”他没有和儿子对话或写信，两个人本来交流也不多。他翻检药家鑫的书籍、相簿，却做不出什么说明。自从药家鑫迅速减肥之后，就不大照相了。上大学后双眼皮，“做好了回来我才知道，那他学的这个专业，要经常上台，外表也很重要”。药庆卫的解释不带个人感情，但是家里没有一张他大学时代的照片。
从小学高年级至初中，药家鑫的照片都是肥胖的少年，他的胖和发育有关，父母也从来没有督促他少吃或运动。作为上了大学还在家里居住的独子，一家人一起出游或玩耍的照片却不多，只有两三次，还都是以母子俩的合影居多。药庆卫的理由是自己很忙，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运动。药家鑫在照片和录影里很少笑，动作表情都是腼腆和逃避的，但是少年的意识一旦建立，自残似乎就是一夕之间的决定。减肥方法并不是不吃，而是吃了之后马上就去厕所催吐，辅助大量的减肥药，使他减肥后半年天天必须喝调养胃口的中药。药庆卫对这一切束手无策：“那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他说他哪怕咽下去让喉咙过过瘾也好，我们就不忍心说什么了。”
药庆卫只对影响儿子前途事业的事情才会下心思管理，成绩和进步作为奖状和证书都被好好保留着，此外就是严格的管教。药庆卫2003年转业，正好是药家鑫的初中阶段，他没有工作。“我就天天盯着他练琴。”后来媒体报道的“小黑屋”也就是这个阶段。“有一段时间他染上了网瘾，连着3天不回家，老师打电话给我，我们到网吧去把他找到，他说控制不了自己了，一看见网吧就想去打游戏。”他们现在居住的楼下有半地下的房子放杂物，当时药家在里面支了床。“我都是陪他练完琴，再下去写作业，一直待到很晚我再上楼来睡觉，把他自己锁在那屋子里。那房间是有窗户的，不过是很小的半扇，我都陪着他，只有他睡觉我才上来。”
药庆卫觉得如果儿子在家睡，肯定半夜就跑了，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出去工作。他从部队回来之后，专门给还在上初中的儿子做饭和辅导文化课，“刚下来也得适应一下”。父亲对于儿子的陪伴就是一起做作业，不说话，一夜不见面。药家鑫并不向父亲吐露心声，即使反抗也都在心里，父子不太交心。“说穿了就是我不信任他。”“我有个朋友也是孩子有网瘾，他托我拿着钥匙从外面每天晚上反锁他们一家人在里面，早上再去开。”他自己却说不好意思让人来反锁全家。
在父亲的想法里，“就业”是一切学习的最终目的，药家鑫高考成绩近500分，差20分可以达到“一本”线，和西安音乐学院260分的文化课录取线比是“吃亏”的。上大学以后，他唯一向父亲表示过自己对于钢琴的梦想，就是结识了一位日本外教后，想去日本进修的想法，然而在父亲看来，“你自己的决定你就去自己赚钱实现吧”。对于精研琴艺，药庆卫觉得：“在酒店弹琴和在学校琴房都是一样的，都要练习的。”至于给幼小的孩子带课，“那也是为将来实践他的教育方法，以后他还是得当老师”。
儿子开始给专门的艺术学校代课是“成熟”的表现，药庆卫从儿子开始把琴艺转化成收入开始，才认可了儿子。“我真的很佩服他。以前我从来没表扬过他。”一开始在酒店表演，一晚上300元，后来就是自己去各辅导学校应聘求职。“我因为他这个做法，觉得他这条路真的走对了。”药家鑫的大学生活迅速进入了职业化的阶段，他明明是钢琴表演专业，而不是教育专业，却走上了短平快的培训教师之路。在西安大量围绕艺术高校生存的艺考人群中，一个月挣3000多元对他这个“大二”学生来说轻而易举。
一审之前，媒体每天守在药家居住的小区里，谁都没有能得到这家的声音。自从送药家鑫自首后，父母再见儿子就是在行刑的那一日诉说遗愿时。药庆卫夫妻在一审、二审都没有出现在法庭，只有药家鑫一人面对指控审判涕泪交流的场面。“想有啥用？我去有啥用？特写镜头比我看得清楚多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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