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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面前遭其他女人痛打 贺子珍出走苏联始末 |
| www.sinoca.com 2011-09-11 凤凰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我一定要走”
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要走，极力挽留她。他知道，她这个时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关，曾经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毛泽东所说的贺自珍在贵州负伤，就是指的在长征路上贺自珍被炸弹炸伤那次。贺自珍当时伤得很重，七窍出血，差点死去。连队曾经想过把昏迷的贺自珍留在当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颠簸加速她的死亡。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不肯，说：她要留下来，准死无疑。就是用担架抬，也要把她抬着走。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腾出来给贺自珍用，自己骑马。后来贺自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后，又接着说：
“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些，都是肺腑之言。
贺自珍听了这番话，如果稍微冷静想一想，考虑一下她的行动的后果，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情况就完全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可惜的是，她当时太欠思考了，她拒绝了毛泽东这种心的召唤。
在很多年以后，贺自珍每逢想起毛泽东说的这番话，就要流泪。这是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诉说他的至深至爱之情。可是，当时性格倔强，而又满腔怨气的贺自珍，并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讲话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态度回答毛泽东，这就是“我一定要走”。
贺自珍是个性格温柔、文雅的人，从来不大声说话，更不用说动手动脚了。但她并不软弱，她外柔内刚，有的时候可以说很倔。当她一旦对某个问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以后，十头牛拉她都不会转弯。当年，她才17岁，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乌云弥漫全国，她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脱离革命，嫁了人，躲进安乐窝。而她，偏不肯低头服输。她不管将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毅然跟着当时被称为“土匪”的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这就是贺自珍的性格。如今，她又拿出这种不顾一切的劲头，坚持要走。她把娇娇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这是1937年底的事情。
毛泽东多次挽留
贺自珍到了西安，抗日战争的时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上海已经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不想回延安。这时，毛泽东托人捎来了口信，让她回来。毛泽东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泽东还给贺自珍捎来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过去妇女梳妆用的梳妆盒那样大小，是毛泽东特地请警卫员钉的。贺自珍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没有带走的小东西，里面还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东西来的同志告诉贺自珍，他都要出发了，毛泽东又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进去的。毛泽东给贺自珍捎来了小木箱，也捎来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殷切之情。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自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她身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她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他晚上不冷吗？他们住的那个吴家窑是非常潮湿阴冷的。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到延安给毛泽东。这床新棉被，毛泽东没有盖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卫员贺清华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冻，就把这床新被子抱过来，盖在贺清华的身上。
贺自珍在西安一住几个月。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苏联经新疆、西安去延安。贺自珍得到了启发：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苏联去。到那里，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兰州，以后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中共驻新疆办事处。
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贺自珍没有响应这个召唤。
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要求所有的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她返回延安的机会，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国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贺自珍没有走。她把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贺自珍不肯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派一批身体有病的老同志去苏联学习治病。在名单中本没有贺自珍。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要走的决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苏联治伤学习的要求。这样贺自珍就去了苏联。
在她离开延安的时候，她完全没有想到，她作了一个多么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造成了她坎坷悲惨的一生。在她还没有离开延安之前，江青已经来到延安，贺自珍的负气出走，客观上给她创造了机遇和条件。
至今人们谈论起这段往事，都为贺自珍惋惜。如果当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后，很快就返回延安，双方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不就不会酿成这段婚变的悲剧吗？直到很久以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年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常常后悔地责怪自己，当初劝说贺自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这当然都是人们的善良愿望。
贺自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的眼神都变得呆滞起来。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儿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贺自珍的确想得太简单了。她为此饮恨终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没有说过毛泽东一句不是，对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她总是责怪自己，默默地承担着这悲苦的后果。人们无法预料不存在的，或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本来是复杂的、多变的、曲折的，更何况是具有复杂思想的人呢？贺自珍当时只有28岁，年轻气盛，从一种简单的、良好的愿望出发，认为自己走的理由充分、正确，就理直气壮地、坦坦然然地走了。她怎么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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