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人来说,延安仅仅是一个符号,是红色影视中的延河宝塔,是教科书里的革命圣地,遥不可及。当你走进延安,便能真真切切触摸到延安精神的脉动。
本刊记者(右一)与杨安一家
8月15日,我们驱车进入延安境内。远处山顶上,耸立着一个硕大、通红的腰鼓――安塞到了。
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是当地著名的蔬菜专业村,自1992年从山东引进日光温室大棚种植技术至今,“侯沟门的黄瓜”成为当地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全村有1115人,201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8306元。2006年1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和侯沟门村的村民们一起过大年、炸年糕。
侯沟门村看上去干净而整洁,家家新房,户户独院,这让城里人多少有点艳羡。这是个寂静的村落,只有一个小卖部内不时传出村民的说笑声。
吃肉是一种奢望
杨安看上去是个小老头,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已经当爷爷了,有两个孙辈。杨家共有5口人,杨安老两口和儿子一家三口同住。杨安的儿子有时在邻村打工,有时开车在外面跑运输;儿媳在家照顾两岁多的孩子,闲来做做家务、看看电视而已。最近,出嫁的女儿带着外孙女来娘家小住。
杨安家一年的收入有2万多元。家里有一个大棚种黄瓜,能有一万多的收入;儿子跑运输也能有一万多的进项。杨安告诉记者,种粮食不如买粮食合算,村里人都不种粮食,只种瓜果。鸡蛋和猪肉都靠买,因此也成了当地的稀罕物。当“城里人”变着花样吃肉的时候,在这里,吃肉变成了一种“奢望”。
教育费用是每家一项很大的开销。村民宋塞兵有两个双胞胎女儿,学习成绩很好,都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每年花销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将来如果考上大学,怎么办呢?宋塞兵有点发愁,“靠我们做零工、干农活肯定不够,只有依靠助学贷款了。”
杨安担心的则是另一件事:两个孙辈要上学,但村里的小学年年都说要撤掉,要并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将来孩子上学怎么办呢?
人情往来是村民们的第二大开销。农村风俗如此,红白喜事都需要你来我往,少则100元,多则500元,累计起来,是不小的数目。
当然,悠闲的生活中也有些不便。有的村民家没有浴室,洗澡不便;有的村民家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必须要走很远到公厕去;村里有时还会停电。因为下雨,当地自来水变成了黄黄的泥浆水,村民不得不用这样的水洗漱、洗衣服。
触摸延安精神
对于许多人来说,延安仅仅是一个符号,是红色影视中的延河宝塔,是教科书里的革命圣地,遥不可及。当你走进延安,便能真真切切触摸到延安精神的脉动。
在枣园革命旧址,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央书记处要从杨家岭迁往康生所在的枣园社会部,但地方有限,怎么办?康生建议,把周边老百姓都迁走,腾出地方。结果,毛主席说:“我们是鱼,老百姓是水。你把水排干了,鱼怎么活呢?”一席话说得社会部立马搬了家。建立和谐的党群关系是永不过时的大课题。
《纪念白求恩》是我们小时候学习过的一篇课文,但在延安窑洞的墙壁上再读这篇课文时,却别有一番感想。白求恩作为北美一个知名的外科医生,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了最艰苦、最危险的中国抗日前线,直至将生命留在了这一方热土。现场为我们讲解的冯健美老师说:“当年,毛主席要特批给他每个月100元的特殊补贴,他谢绝了,说‘如果为了钱,我不会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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