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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民公社:五六十亿财富 被希望暴富村民卖掉 |
| www.sinoca.com 2011-09-05 南方周末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弱势村民的改良“公社”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8月14日早上8点，52岁的程大妈来到崖口村东头的祠堂，大门旁边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粉笔字：14号，八点半带桶仔秧地起秧，北山界出面吼下铺补秧。
这是今天的农活安排。程大妈带上斗篷，往只有村民们读得懂的目的地走去。田头，已经有几个早到的村民在等着队长分工。
程大妈们仍以“社员”自称，村里的生产，几乎全部由各个大队队长来安排。每天早上，队长都会在村民们活动的中心――祠堂门口，写上当天出工的地点、时间和具体事项，看到通知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出工。
等到村民按规定时间到了出工地点，生产队长就会给前来的“社员”具体派活，为了改变磨洋工和任务轻重的差别，队长一般会将当天的任务按人头均分。以插秧为例，如果有八个人出工，队长就会将秧田分成八份，村民们通过抓阄来确定谁做哪一块。先做完的可以先走。
而工分的多少，则根据工作量由社员商量约定，比如，收割稻谷时，由于劳动强度较大，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00－150个工分；而平时打药、施肥等农活，每人每天则得到20个工分。社员们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重活还是轻活――当然，重活轻活对应的工分也不相同。
而每一个工分的分值，则与该队每年生产的粮食总量和总收益相关。在崖口，生产队生产出的粮食不是直接面向市场的，而是出售给村委会，由村委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比如，2010年，国家的粮食市场价格为每斤1.25元左右，但村委会的收购价格却达到1.77元，比市场价高出近50％。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会计就会用每一个生产队的现金总收入除以该队的工分总数，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而个人，则根据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由于各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可能不同，所以各个生产队每工分对应的分值也不相同。而社员之间，由于参加劳动时间完全由自己选择，有长有短，收入也会不一样。
2011年上半年，由于家里比较忙，程大妈只挣了2000多个工分，早稻收割之后，分到了4000多元，而她同队的社员，半年收入则在8000－10000元不等。
而入社村民们的口粮，可以按照市场价的30％从村集体购买，而这些粮食是村集体以比市场价高出近50％的价格从每个生产队收购来的。这些口粮许多家庭根本吃不完，村里也容许他们将吃不完的粮食转卖，赚取差价。
“一村两制”
崖口围垦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万，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高达600万－700万元，是用资本主义补贴社会主义。
村集体对大队粮食的高价购买，低价售出，保证了公社内种田农民的收入，但显然，这是一本只赔不赚的账――村集体所提供的高额补贴从哪里来？
用整个制度的创始人陆汉满的话来说，集体制度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资本主义。”而崖口的整个制度之所以能得以运行，恰恰是因为村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
与珠三角其他村庄相比，崖口拥有的资源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其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陆汉满的带领下，村民即开始围海造田，拓展疆土。
改革开放前村民逃港潮掀起之后，由于大量劳动力外流，这一工程被迫中止，而最初的围垦因为依靠的都是村民的肩挑背扛，进展也非常缓慢。
20世纪90年代，陆汉满再次带领村民围垦，这一次，他开始借助市场的力量――和一些大公司合作，由对方投资，围垦成功之后，村里再收取一定期限的租金，期满之后，围垦所得土地再归还给村里。
以崖口和中山市某公司1996年签订的一份围垦协议为例。所有的投资均由对方承担，合同期为18年，围成之后，头三年免租，第3到第15年，每亩仅收取100元租金，最后三年，租金继续优惠70％。但期满之后，该公司需无偿将围垦的土地交还村里。
这种方式发挥出巨大能量。1974年，崖口村的农业用地面积仅有5455亩，三十年后，面积扩大了6倍，达到了35000多亩。
这些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万元，最近两年，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越来越高，这成为集体经济最重要的来源。
但在分配这些收入时，陆汉满却选择了向农业倾斜。据测算，崖口每年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到农业生产中的资金高达600万－700万元，占到了集体收入的60％－70％。
出生于贫穷农民家庭的陆汉满，3岁时，父亲即病故。小学毕业后，他就开始参加集体劳动。此后担任过记工员、大队的会计、公社文书等。1974年，34岁的他调回崖口当村支书，此后便一直连任。或许与自己从小的穷苦生活有关，陆对劳动者有着天然的同情，他有一个理念广为人知，“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在崖口，参加公社劳动的，目前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年纪最大的，甚至有70多岁），他们一般缺少外出技能，文化层次偏低，农业往往是他们所唯一能从事的行业；另一部分则是外出打工失败，而不得不回村务农的村民（其中甚至不乏在外面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按照公社的规定，只要外出的村民想回来，公社就不能拒绝。这些人只需在年初和队长打个招呼，缴纳一百多元的生产工具费即可参加集体劳动。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城市化中的弱势人群。在中国急速向前的经济快车中，因为保障制度的缺失，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越来越边缘化，因而沦为城市贫民。
但在崖口，这一现象却好得多。52岁的程大妈告诉记者，往年正常出工，她一年能挣16000元左右，钱虽不多，但足够自己开支，“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出去找工没人要，只有种田，还能混口饭吃。”
程大妈的收入，在村中属于中等偏下水平。据东二队的一位村民介绍，在他们生产队，勤劳一些的，一年甚至可以挣到2万多。这已远远高出中国内地普通的种田农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老师郭亮到此调查后感叹，“崖口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但它却是一个真正没有穷人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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