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十多年不断囤地、富甲一方的中山崖口村最终遭到了求卖地暴富的村民的反叛,靠地租补贴的这个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制度保障。
三十多年不断囤地、富甲一方的中山崖口村最终遭到了求卖地暴富的村民的反叛,靠地租补贴的这个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制度保障。
崖口村保留下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实际上承担的保障功能要远大于生产功能。入社的社员基本都是村里出不去的相对弱势的人群。他们的种田收入远高于内地农民。
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被出售、财富平分到个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的地租。
2011年8月14日,崖口村的社员们在插秧。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祠堂门口,每天的出工通知和工分表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卖掉的土地上,新项目已经动工 (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图)
2011年初,担任了37年村支书、经历了十五任乡党委书记的陆汉满终于“下岗”了。
72岁的他是“被迫”下岗的。卸任前,陆在写给上级的信中总结自己在任期间干成的三件大事,头一件即是:搞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两件是围垦和建庙。
这个他几乎领导了一辈子的、位于伶仃洋畔的珠三角村庄――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在崖口,至今依然有一部分村民在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制”。
而三十多年来,当珠三角其他村庄几乎都走上了在土地种工厂的道路后,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却反其道而行:陆汉满不断围垦,把崖口村的面积扩大了6倍。到 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万多亩,光农业用地就达到了3500多亩,成为珠三角屈指可数的大村。仅地租收入,每年就超过1000万。围垦的土地陆续到期,租金收入也越来越高。
37年来,陆汉满为这个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积累的财富多达五六十个亿。
然而,在财富的分配上,笃信“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陆把从围垦土地上获得的租金补贴给了参与“人民公社”制的村民。而这些仍然自称“社员”的村民基本上可以说是村庄的弱势人群――出不去的人。
社员们参加集体劳动,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万四到一万六,勤劳一些的,甚至可以挣到两万多,远高于内地种地农民的收入。
不过即使在最鼎盛时期,“社员”也只占崖口适龄劳动人口的约三分之一――整个崖口村适龄劳动人口大概有1700多人,参加公社劳动的,最多时也不过600多人。
其他的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出外做生意,他们的收入大多高过留守者。崖口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说:崖口保留下来的这套公社体制,实际上承担的保障功能要远大于生产功能。
然而,这个“乌托邦”或许正在消失。
随着敬畏土地、笃信土地能为子孙后代造福而坚持囤地不卖地的老村支书的离去,随着越来越多的集体土地被出售财富平分到个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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