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大学？

　　当欧洲中世纪末期出现大学的时候，大学无非是神学院的变种。当欧洲步入现代之际，洪堡的改革，不仅让大学世俗化，而且种下了职业化的种子。虽然，此时的大学，依然强调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完善。但只要大学走下神坛，就势必要跟社会融合，回应社会的需要。尽管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文理学院当家，并没有根据社会的分工设置专业。但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毕竟都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职业。毕业生固然有从事所学“专业”的，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的职业，跟专业并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从大学得到的只是学养和素质。

　　当然，随着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学仅仅作为人格和素质教育的基地，是远远不能符合社会需要了，必须在基本的文理教育之外，有一些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随着工、商、农、医和法科的兴盛，大学逐渐面目皆非，越来越像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对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多。一度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走得最远，在这些国家，大学基本上都变成了苏联式的专业学院。除了一些政治课学习之外，就是通过狭窄的专业口径，迅速把学生培养成可以从事某一专业的技术人才，很类似一台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无疑，走到苏式学院的境地，大学的职业化实际上异化了，从培养人，变成制造国家机器的零件。这就是所谓苏式大学和美式大学的分野，好听一点地说，是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的不同。从本质上讲，前者的目的是国家，而后者的目的是个人，反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其实，以培养人为目的的教育，从长远看，更符合国家的利益。冷战时代苏美竞争中苏联的失败，实际上也是苏式教育的失败。

　　当今的世界，意识形态已经退位。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所谓对立，除了一点残存的意识形态碎片之外，实际上是利益之争。即使从国家利益考量，中国大学的变革，理应回归美式教育的方向。但是，在中国，基于意识形态顾虑，却使得这样的变革半途而废，只学了一点皮相的内容。在官僚政治的主导下，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了培养人的目标，连以往的国家目标，也变得模糊。大学的规模在迅速扩展，但大学生的素质却在急速下降，甚至连几所顶尖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有些大学，专业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热什么，就设置什么专业，有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几乎就是社会和市场某种职位的转义，比如市场营销、劳动人事，甚至出现纪检和城管专业。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既没有人格素养，也没有专业技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悬在半空，百无一用。

　　人的培养，无疑是大学的目的。大学里出来的，应该是综合发展、人格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也得走向社会，走向市场，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寻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所以，大学肯定会有职业化的内涵，传统的文理学院，注定没有工程、医疗、法学和商科兴盛。但是，大学却不是职业技术学院，不应把技术培训作为主要的内容。大学的职业化成分，只是为学生日后的职业训练打基础，让他们有一个更高的起点，具有科学化做事的素质，与人合作的基本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人在大学里学什么专业，不见得就非得是为了日后从事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工作，可能仅仅是满足自己对某些知识和理论的爱好。所以，凡是只能从事技术培训的大学，都应该回归本位，改成技术学院或者学校。那些连技术培训都做不好的大学，就应该撤销。所谓研究型大学，如果连本科生都培养不好，就应该退回去，撤掉自己众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老老实实办专科和本科。

　　中国的大学，正在非常迅速的发展中迷失自己，丢掉了苏式的学院，也没有得到美式的大学，仅仅沦落为一个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场所，一种官办垄断市场里的学店。这样的大学，其实既不是大学，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非要定义的话，有两个中国字庶几近之：累赘。（作者：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