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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从干部子弟校开始就难以革除的权力择校(图) |
| www.sinoca.com 2011-09-02 南方周末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取消的和没有取消的
从1955年开始，干部子弟学校向其他家庭背景的学生敞开了大门。
这一政策的改变源于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毛本人曾多次对子女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据官方史料记载，在干部子弟学校，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有的学生还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哩！’”
1953年，周恩来视察101中学时明确提出：干部子弟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两年后，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中央政府直属的子弟学校纷纷划归地方。
101中学也从中组部直属改为地方管理，同时，这所曾经只为红色贵族服务的学校也开始“掺沙子”。一开始，学校招收了不少周边北大、清华教授的子女，“高干”和“高知”学生们成了主要的家庭背景；1962年，从郊县录取了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农民后代；1964年，又招收了第一届“贫下中农子弟班”。
在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这一转型是打破“北京特殊论”的先例――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因此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异常困难，但1955年的例子证明：取消优势阶层的特殊利益并非完全不可为。
但杨东平同时也指出，简单地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不可能真正消除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差异造成的教育不公。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以哈军工为代表的学校在招生政策上有意向干部子弟倾斜；另一方面，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过程中不乏走后门者。更有甚者，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但一些学校将在校的干部子弟集中起来，组成“干部子弟班”。
李锐之女李南央曾回忆，当她1963年考入女十中时，就和其他干部后代一起被编入了干部子弟班，班主任由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亲自担任。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学生们普遍对俄语失去兴趣，但普通班依然以俄语为外语课内容，而干部子弟班则学英语。
进入初二后，李南央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转入了在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师大女附中。“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对军队干部的子女们是不适用的。”李南央回忆说。
随着政策的改变和资源的流动，101中学等传统意义上的干部子弟学校已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一些历史更为悠久的名校吸引了不少红色后代，女校即以师大女附中为代表，男校则以北京四中为典型。北大附中等1960年代新建的高校附属中学，由于调入了一大批大学老师前去任教，亦受到追捧。
景山学校则是一个年轻的特例。这所靠近紫禁城的学校创办于1960年，以教改实验为核心目标，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由于当时教育工作由中宣部归口管理，这所学校的创办由中宣部主导，学校第一任校长是中宣部教育处干部方玄初，中宣部系统的干部子弟亦大量进入景山就读。
这所学校享有的资源亦少有能与之比肩者，首批中学特级教师即出自景山，遍布全国各地学校的标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则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实际上，领导人参观和题词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衡量一所学校地位的重要标志。
兴衰变迁的和不变的
“文革”给教育界造成的混乱，令大量中小学重新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也令官员后代的求学选择有了新的变化。
在新一轮的赛跑中，101中学已不再享有最高的地位，教育资源和生源亦随之流失。人大附中是新晋的黑马――“文革”刚结束时，这所学校既不是市重点，也不是区重点，而是海淀区的薄弱校，连人民大学的子弟也优先选择北大附中等其他学校。但随着学校的冒险改革，学生高考成绩突出，频出状元，迅速成为京城名校，也成为干部子弟青睐的学校之一。
实际上，不管具体的学校如何兴衰变迁，官员后代始终没有改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这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普遍认可的事实。
这种追逐往往并不基于升学考试成绩的优胜，或机会均等的随机入学分配，而是与权力寻租有关，尤以基础教育阶段为甚。“条子生”和“共建生”即是最广为人知的寻租方式，前者通过领导干部给学校负责人“递条子”的形式为子女择校。南方周末记者从可靠渠道得知，一位退休领导人几年前曾经走访京城多所中学，最终为孙女选定了八中。
而“共建生”则是通过单位与学校达成“共建协议”的形式为本单位子女集体择校。起初，这样的“共建”不乏合理性。例如，外交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常年在外，需要委托一所学校集中管理他们的子女。然而，如今的共建已经多与利益有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促进义务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治理择校热的建议》中就指出：“重点学校与权势部门以‘共建’的名义招收‘共建生’，是权势部门典型的以权谋私的行为，也是择校生政策难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官员后代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已经相当多样和分散，并不囿于共建学校，也不囿于公立学校，甚至不再囿于中国学校。
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透露：学生中有多位省级高官的孙辈，甚至有不少教育部官员的后代。“这些高官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北京任何一所学校去，但他们不认同读死书的教育模式，而是欣赏我们的理念，就愿意让孩子过来。我们的很多做法顺应了社会变化趋势，吸引了这些家长。”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说。
中外合办的学校是官员后代的另一种选择。北京中加学校招生办樊主任说：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公务员家庭，家长中不乏高级官员。这类学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们为学生的出国留学铺就了一条良好的通道。
还有的官员后代则干脆就读于国际学校，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出生在国外，具有外国国籍。
利益共同体
尽管今日的求学选择已经相当多样化，但北京四中、八中等传统名校依然保持了领先的地位，也依然聚集着不少官员子女。有观察者指出，这与学校获得的优惠政策及教育部门的巨大投入分不开，而这种优惠和投入又往往与就读于此的官员子女有关。
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就指出：权力择校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同级学校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不均衡，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这种因子女教育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引起了许多人的警惕。“当前基础教育的阶层差距拉大，资源集中在优势阶层既得利益者手里，他们对重点学校的支持投资建设肯定不是为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杨东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且，在集中优势资源之后，他们会担心少数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被稀释或降低，从而成为阻碍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力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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