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不管具体的学校如何兴衰变迁，官员后代始终没有改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这种追逐往往并不基于升学考试成绩的优胜，或机会均等的随机入学分配，而是与权力有关，尤以基础教育阶段为甚。
2010年5月23日下午，北京，来华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财长盖特纳与人大附中的学生打篮球。 （CFP/图）
新学年开学在即，优质学校的大门为谁而开，成为社会一大议论热点。
“在很大程度上，上好学校已经成为家长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说。在“社会背景”的PK中，手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往往是优胜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短暂存在过一批为官员后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干部子弟学校”，但这种特殊的学校形式旋即就在1955年被通令取消，原因是与“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相抵触。
然而，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了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实际上，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权力寻租的重要对象。在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坊间依然流传着“某某学校是公认的高干子弟学校”之类的说法，而那些被提及的学校往往是同级别学校中的佼佼者。
从幼儿园到留学的子弟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干部子弟大多遵循着一条明晰的求学路径――该上什么幼儿园，升哪所小学、中学，进哪所大学，乃至去哪里留学，都有着确定的选项。
这条轨迹的前半部分，由各种各样的干部子弟学校绘就。在官员扎堆的京城，这些学校包括：六一幼儿园、育才小学、育英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101中学等等。
上述幼儿园和中小学均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按照“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徐特立的想法，在战争年代创设这些学校是“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
战争胜利后，这一模式被保留下来，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内的核心领导人后代，亦在跟随父辈进京后就读于这些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军区也纷纷创设自己的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名字响亮的“北京小学”就是北京市委干部子弟学校。此外，“育才”、“育英”是这类学校的常用名，比如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东北育才小学，湖南省军区的育英学校。
此类学校大多聚集了大量名师等优质教育资源。中央政府发布的1954-1955学年度的统计数据就曾显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平均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学的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
作为惟一一所由中共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中学，101中学的校友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曾山的儿子曾庆红、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等许多中共高干后代。
这所选址在圆明园遗址内的学校，从郭沫若作词的校歌中即可一窥特质：“我们是革命的儿女，我们从风暴中诞生，酝酿着优越的本领，锻炼着不屈的精神，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要创造人类持久的和平。”
另一个足以证明其地位的细节是这所中学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长――王一知。她是中共屈指可数的第一批女党员，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担任校长前，她的工资是行政8级，相当于副部长，而当时中学特级校长的工资也只能是行政12级。在王一知的多次要求下，她的工资也降为12级，一时传为佳话。
从中学毕业后，干部子弟们报考哪一所大学也基本上是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简称“哈军工”。这所由陈赓大将创办于1952年的军工学校吸引着老干部和他们的后代，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增强了这种吸引力。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导弹工程系和核物理系是干部子弟们最热门的去向。
“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干部，焦急地盼望新中国有自己培养的军事科技干部，就像1927年盼望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哈军工，掌握尖端的国防科技，实现富国强军的夙愿。”《哈军工传》作者滕叙兖这样解释干部子弟们的选择。
导致干部子弟云集哈军工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57年开始这所学校实行保送招生，干部后代的政治条件占有绝对优势。在一段时间里，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父母亲属够不上副部级或少将以上的，都只能自视为普通学员。
还有一批干部子弟留学苏联，学习先进科技。早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夕的1948年9月初，中共就曾派出21名年轻人留苏，当时的选拔标准是“军级以上烈士和干部子弟”，入选者包括叶挺之子、叶剑英之女等。
此番前奏之后，留苏于上世纪50年代常规化、制度化。1951年，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派往苏联。尽管后来留苏学生的背景渐趋多样化，但干部子弟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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