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日前指出,当前医疗体系改革变相鼓励“小病大治”,不纠偏则难逃医保陷阱。事实上,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已成全球性难题,中国尤其突出。究竟是什么导致民众被迫接受“看病贵”?公共医疗保险又为何沦为“无底洞”的提款机?
中国输液用量年均增长率近20%,成为与抗生素、针剂、片剂等并列的医药行业五大制剂之一。
过去五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6%,远超GDP增速
按照卫生部的统计,中国卫生总费用2010年为19600亿元,2005年卫生总费用仅为8000多亿元。过去5年间年均增长13.6%,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简单计算,分担给每个人的卫生费用是1500多元,同期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
另据北京市医学与卫生经济学研究所最新完成的卫生总费用预测课题揭示,按2009年的价格计算,预测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将达到7.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7.9%。这意味着今后1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将翻两番。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被颠覆,中国人用抗菌药物是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
关于社会医疗费用增长,多数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是医疗技术进步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其他因素则包括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的改变、医疗保险等等。但在中国,医疗费用上涨的原因中除了以上的国际共性因素外,“过度医疗”成为不合理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南方周末今年初曾报道,2009年中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据卫生部统计,中国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1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平均值的一倍多。
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屡见不鲜,医保基金流失过半
过度医疗导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浪费和流失。人民网的报道称,中国医疗保险中的“六非”行为(非合理用药、非合理检查、非合理收费、非合理医药定价、非参保对象享受医保待遇、非离退休人员享受离退休待遇)一直较为严重,有些医生无视医保政策规定、放弃用药原则,甚至还存在医患暗合,徇私舞弊等严重违规的现象。据估算,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至30%,如再加上药品回扣、药品虚高定价、乱收费等现象,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
目前价格管制下挂号费与医生的劳动价值严重不符合,以药养医自然成为医生的“生存之道”
政府规定挂号费,医生只能通过卖药实现差别定价
为什么过度诊疗的现象一直得不到解决?医疗机构和个人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屡屡出现?表面上看,好象是医生和患者利益熏心,但深层次原因则必须检讨医疗价格管制和医疗保险制度的漏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朱恒鹏的研究发现,政府为控制医疗费用,降低患者医疗负担实施的一系列的管制措施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如果由医院及医生自由定价,若非诊疗必须,医生既不会用药也不会使用设备检查,因为非诊疗必须的药品和设备检查均会降低医院医生收益,当然更不会过度用药和过度检查。
举例说明,患者A到医院看病,假设他得的是普通感冒,最优治疗方法既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设备检查。其看病的最高支付意愿是500元,如果没有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医院和医生就直接收他500元诊疗费,即不开药也不做设备检查,仅建议他“回家好好休息,喝点姜汤”。现在政府规定诊疗费(挂号费)只能是5元,要是仅收这5元钱,不开药不检查,医院很快就关门倒闭。此时,医院和医生的做法是收5元挂号费,然后给患者开495元他本不需要的药品。获得二三百元的卖药收益,维持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所谓过度用药就是这样产生的。
新农合报销政策主要是针对大病住院设计,导致许多参合农民得了本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小病,也纷纷住院治疗
管制最高零售价、购销加价率等措施均无助减轻医疗负担
除了对挂号费限价,政府还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比如,医院自主定价为995元1盒的药品,政府规定最高零售价不准超过200元。医生会给患者处方5盒上述药品,并将该药品定价为199元/盒。政府还管制医院药品的购销加价率,但医院与药品供应商合谋抬高药品采购价的行为并不鲜见。比如央视2010年5月份曝光的药品芦笋片,实际出厂价是15.5元,但名义采购价却高达185元,虚增采购价大部分会以返利和回扣的形式返还给医院及医生。
事实上,朱恒鹏分析了14类政府对于药品及医疗服务的管制政策,结果依然不能消除过度用药和过度检查。他的结论是,不消除公立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所有管制措施无非是让医疗机构及相关利益方采取五花八门的方式规避管制,尽最大可能获取垄断租金。在这个过程中,租金会分散到所有参与者中,会浪费在各种规避措施上,但是最终结果是不会改变的。患者的医疗费用不会下降,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资源会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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