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我最喜欢的专栏”
停刊12年的《中国少年报》,于1978年11月1日复刊了。
文革开始后,姜达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3年后,因查无实据被解除专政,下放河南潢川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随着拨乱反正,“知心姐姐”的原工作人员先后分配工作,调到了别处,只有她,因为爱人的“反革命”问题还没有结论,仍然在干校等待分配。
因此,《中国少年报》复刊时,老一代的“知心姐姐”里头只剩下她了。
姜达雅成为了“队的生活组”的组长。她笑称,自己被推上这个位置,完全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第一批进入这个组里的,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专家的孙云晓。
1978年,20岁出头、只有初中学历的孙云晓,经过中央团校(后改名为中央青年政治学院)的短期进修后,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到团中央机关当干部,二是到《中国少年报》当编辑。
出生于山东青岛、少时家贫的孙云晓此前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但他喜欢孩子,也喜欢写作,因此,选择了去报社。
这个年轻编辑的到来,给“知心姐姐”带来了新的活力。多年后,姜达雅提起孙云晓,仍然赞不绝口,称他是“第二代知心姐姐里最得力的干将、主力军”。
少年报有个传统,每个编辑记者都有自己的对口联系学校,每周要有一天时间去学校里,和孩子们交朋友。“孙云晓每次带回来的故事都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都很佩服他,怎么孩子就愿意和他说那么多事呢。”姜达雅回忆,“孙云晓告诉我说,因为我也是淘气包啊。”
1981年,《中国少年报》创刊30年之际,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那时候,最权威的《报纸摘要》和《新闻联播》里,经常能听到‘据《中国少年报》报道’。”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常有外国记者来采访,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一份针对少年儿童的报纸,发行量比《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还大?
姜达雅经常出面接待记者。她告诉记者,这份报纸贯彻的是“少年政治”,但注重儿童特色。他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大报改写,而是先调研,找出普遍性的问题,有一点理论色彩,但不是板着面孔讲大道理。“又要形象生动,又要入木三分,又要由浅入深,而且不能超过800字,你说难不难?”
“知心姐姐”逐渐达到了全盛。从知心姐姐的话,衍生到知心姐姐信箱、小言论、小小讨论台,几乎每个版面都有她的形象。《中国少年报》1985年曾搞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专栏”读者评选活动,收到7万张选票,“知心姐姐”超越“小灵通”“小虎子”“动脑筋爷爷”等26个专栏,名列第一。
该如何救助落水者的言论成为“知心姐姐”的代表作品之一。
1982年,孙云晓发现,在一个多月内,有来自14个省的34篇来稿,报道了17个少年儿童因救人身亡的事迹。其中,浙江永康县委报道组的一篇来稿写到,3个少先队员去救一位落水者,因不会游泳和方法不当,救人者和被救者全部身亡。
对这些牺牲的少年儿童,当地纷纷授予“优秀少先队员”和“少年英雄”等称号,并发出向他们学习的号召。一个地区在《小学生细则》中规定,哪怕不会游泳,在遇到有人落水时,“也要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抢救落水的人”。
孙云晓提出,知心姐姐要关心这个问题。“我是本能地觉得,儿童的生命是珍贵的,不应该让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1982年8月18日,《中国少年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知心姐姐”的言论。这篇名为《遇到有人落水怎么办》的文章明确指出:“救人既要靠勇敢, 还要靠机智和本领,在自己能力达不到的时候,还必须依靠大人的力量。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会游泳的少先队员,在遇到有人落水的时候,应该立刻向大人呼救,或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设法抢救。”
“当时报社内部也有争论,也犹豫过,不过还是发了。”孙云晓说。
言论见报后,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楼道里的评报栏都贴满了。之后,类似的稿件大大减少了。姜达雅(2011年6月)。摄影/本刊记者甄宏戈
“小孩说话也管用”
1979年6月,卢勤也进入了《中国少年报》。
听到这份报纸复刊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未眠的她给报社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进报社工作的夙愿。她记得,她前后写过两三封信。因为她之前做的也是青年工作,或许还因为这份弥足珍贵的“童年的梦想”,她得以调进了报社。“老同志很在意这份感情。”卢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卢勤首先做了长达6年的读者通联工作。
有一段时间,报社规定,每信必复。每封来信都登记在案,贴有写有处理意见的信签。孙云晓记得,自己结婚时请婚假,有一封复信缺了个标签,就走不了。
写给“知心姐姐”的信每天以麻袋计。这些信件先汇集到群工组,经过拆阅、分类,或分发到各编辑组,或以读者来信的形式编发,或者个别回复。
卢勤发现,80后孩子们的心理跟她当年做小读者时,很不一样。拿她自己来说,她有6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从来不缺朋友。但80年代之后,独生子女渐渐长大入学,“求友”成了他们最大的需求之一。他们把知心姐姐当成了最信任的朋友,这种信任甚至超过了对老师和父母的信任。
1983年,“六一”之后,报社收到了北京市马家堡六(二)中队几个小学生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学校组织他们去陶然亭电影院看《扶我上战马的人》。报上说六一儿童节小朋友看电影一律免费,但是,电影院还是收了他们每人一角的电影票钱。“知心姐姐,是电影院收错了钱,还是报上瞎说?”信末,有9 个孩子的签名。
已是群工组组长的卢勤立刻带着两个刚来的大学生去了解情况。孩子们拿出票根和登有《北京市政府关于“六一”少年儿童看电影免费的通知》的那期《北京日报》给他们看,并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电影院赔礼道歉;第二,把钱退还给同学们;第三,如果不退钱,就免费再放一场电影。
卢勤带着同学们的意见,又去了陶然亭电影院。电影院非常重视,答应解决。
不久,报社收到孩子们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上说,开学第一天,电影院就来了两位叔叔,承认收错了钱,道了歉,还给他们免费放了一场电影:“真没想到,在我们国家,小孩说话也管用!”
这两封来信都在报上刊登出来,同时配发了“知心姐姐”的话:“凡是关系到国家、人民和少年儿童利益的事,就要敢想敢说,不要默不作声。”后来,在“全国好新闻奖”评选中,这两封信获得了“好来信”一等奖。
这件事,让卢勤深受触动,深感尊重孩子的重要性。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少年报》的宗旨,在“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两句外,后来又加上了一句“让孩子说话”。
1983年,孙云晓脱产就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大专班,离开了“知心姐姐”。
1988年,姜达雅退休,离开了“知心姐姐”第一线。
卢勤成为“队的生活组”负责人,带领新一代的“知心姐姐”们,逐渐把它从一个报纸专栏,发展成包括热线、夏令营等各种形式在内的“知心姐姐”全系列。
不过,卢勤并不认同“知心姐姐”有三代的说法。她说,知心姐姐并不是像鞠萍姐姐那样的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这也是姜达雅和孙云晓反复向记者强调的。
退休后,每当被介绍是“知心姐姐”,姜达雅都会不厌其烦地解释:“知心姐姐是一个群体,是集体的智慧和爱心,不属于哪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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