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少年报》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知心姐姐”问世后即使用的形象。
“知心姐姐”的故事
还记得《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专栏吗?这样一个传承了几代人的专栏团队,一直坚持“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让孩子说话”。83岁的姜达雅,教育专家孙云晓,以及最著名的“知心姐姐”卢勤,都曾经是这个团队的主力军。
80年代初,《中国少年报》发行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42万份,居全国报纸之首。而该报的“知心姐姐”栏目在全国小读者评选出的“我最喜欢的专栏”里,名列第一。
姜达雅记得那是1956或1957年,她二十七八岁。在《中国少年报》当编辑的她去南京出差,在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照片上的她,辫子盘起来,微笑着。
1960年,12岁的北京小学生卢勤也到照相馆照了平生第一张标准像。怀揣着一个梦想的她,特意把短发留长,梳起了两根辫子,对着镜头微笑着。
那时的她们都没想到,日后她们的命运会跟大辫子的“知心姐姐”如此不可分割:她们分别成了“知心姐姐”的两代领军人物。
“知心姐姐”诞生
51年后,83岁的姜达雅回想起“知心姐姐”诞生的那次小组会,依然历历在目。
其时,姜达雅还是《中国少年报》“队的生活组”的一名普通编辑。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她,随着调到团中央工作的爱人来到北京,进入《中国少年报》。从那时起,“干了一辈子小儿科”。
《中国少年报》创刊于1951年,是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少先队队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除“队的生活组”外,还有时政组、知识组、文艺组等。“队的生活组”即新闻组,一二版内容大都由这个组提供。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的内容基本都是从大报改写而来,被人笑谑是“小《人民日报》”。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在一次讲话中谈及:“你们是《中国少年报》,不是《中国老年报》,不要衣服是小孩的,面孔是老头子的。”
1960年的一天,“队的生活组”组长朱洪开会回来后传达说,胡耀邦提出要搞“少年政治”。该如何在版面和报道中贯彻领导意图呢?会上,大家献计献策,讨论得非常热烈。
姜达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是朱洪说,解放前,上海《新少年报》有个‘咪咪姐姐’,指导孩子生活,很受孩子的欢迎。有人说,那我们不也可以有个什么姐姐吗?有人说,叫‘大姐姐’吧。大家说,不好不好。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叫‘知心姐姐’吧。大家一致同意,太好了,就是她!”
“知心姐姐”的定位也讨论确定了:第一,她是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孩子们的小秘密、小烦恼都愿意和她说;第二,她要比孩子站得高一点,是孩子的辅导员。
1960年10月25日,“知心姐姐”在《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她梳着两根小辫子,清秀的面貌,温和的眼神,脸上永远挂着微笑。
从此,“知心姐姐的话”代替了过去的编者按――“编辑大同志说”。
作为组里跑思想品德这个口的编辑,姜达雅写了很多“知心姐姐的话”。不过,她已经记不清哪些是她写的了。因为,当时的报社社长左林提倡大家当“无名英雄”,都不署名。
她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时,“唯成分论”已开始大行其道,大量读者来信都提及“出身不好,抬不起头,没有前途”。姜达雅本人也“出身不好”,她的父亲姜伯彰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立法院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台。心有戚戚的姜达雅以此为题, 写了这篇。
文章出来后,影响很大,以致“文革”中有人给她贴大字报,说她“为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喊冤鸣屈”。“要不我怎么会对这篇记得这么清楚呢?”姜达雅笑着说。
在姜达雅的记忆里,“知心姐姐”栏目写得最多的是朱洪。朱洪曾就读于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学,是《中国少年报》的创办人之一,“中英文都呱呱叫,笔头又快”,可惜后来命运多舛,经历坎坷,如今又患有帕金森症,已无法接受采访。
1957年时的姜达雅。翻拍/本刊记者甄宏戈
“卢勤小友”的梦想
“知心姐姐”亮相时,卢勤正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五年级,是班里的少先队宣传委员。班里同学几乎人人订阅2分钱一份的《中国少年报》,收钱订报和收发报纸,正是她的工作。卢勤是《中国少年报》的铁杆读者,“知心姐姐”一出,更成了她的粉丝。每期报纸来,先看“知心姐姐”。
那时,《中国少年报》上经常有少先队中队活动的报道。卢勤悄悄给“知心姐姐”写了一封信,询问如何才能让自己中队的活动见报。
她没想到,她居然很快就收到了署名为“知心姐姐”的回信。信上称她为“卢勤小友”,告诉她,只要活动新鲜,报上没有登过,就可以投稿,一时没有发表,也不要泄气,“总有一天会成功”。
巨大的成就感让少年卢勤开始萌生了当知心姐姐的梦想。本来是短发的她,就是从那时开始,留起长发,梳起辫子。虽然活脱脱已是“知心妹妹”的模样,但她自己却不满意,反复对照报纸找差距,终于发现,原来知心姐姐的头发多,因而显得蓬松;她的头发少,就显得脑门光秃秃的。她用圆珠笔把照片上的辫子加粗,又发明了新的辫子梳法:先把额前的碎发编成小辫子,再编进大辫子中去,这样一来,头发就显得多了。她又跑去照了一张新的标准照,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不够像。
仔细研究后,她终于发现了“知心姐姐”的秘密:她的亲切的微笑。她开始对着镜子练微笑,练多了,还真的越笑越自然了。
她为自己勾勒出了蓝图: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中国少年报》,当“知心姐姐”。
他们中队的活动也终于成功见报了。那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们响应号召,搞了“支持古巴,反对美帝”的中队活动:搜集资料,演活报剧,给哈瓦那的孩子写信,等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终于如愿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
但是,她的梦想在1966年这年破碎了。那一年,她高中毕业,正赶上文革,大学的校门彻底关闭了。
《中国少年报》也在这一年停刊了。
卢勤下了乡,在吉林省白城地区插队,后来被抽调到白城地区知青办,一直干到了副主任的位子。
她在知青中当起了“知心大姐”,经常帮找对象的人把关,到后来,只要谈15分钟,就能判断出这一对是否合适,十拿九稳。
她在当地结了婚,生了子,“知心姐姐”梦似乎渐行渐远。直到1978年。
卢勤记得那是11月的一天,儿子才出生几个月,她正在做晚饭,一边收听着广播节目《星星火炬》。就在那时,她听到了《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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